张居正感到原有的《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比较深奥，万历帝年仅十岁，完全是一个孩童，对其讲解这类书籍，讲官既费力，万历帝也不一定能完全听懂。如果一味墨守成规，教材不能因时而变，因人而异，经筵讲学效果将事倍功半，形同虚设。隆庆六年，张居正命马自强等讲官遴选历代帝王事迹，编写了一部《帝鉴图说》，此书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为“圣哲芳规”，有历代明君圣主“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希望万历帝效仿之。下篇为“狂愚覆辙”，有历代昏暴庸主“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希望万历帝引以为鉴。此教材图画生动，文字浅显，利于幼主接受。在使用新教材之前，张居正又亲笔撰写了《进〈帝鉴图说〉疏》，《疏》中阐明了编写此书的主旨，乃是为了使今上“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终篑之功，覆辙在前，永作后车之戒。[3] 卷8“隆庆六年十二月己巳”张居正认为“远稽古训，不若近事之可徵”。所以，万历八年，张居正又上疏，称已嘱托儒臣将累朝《实录》、《宝训》中选辑出可资为训的教导，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亲贤臣、去奸邪等四十类编出，次第递呈，供皇帝在明年预经筵后讲读问难。[7] 卷326《请敷陈谟烈以裨圣学疏》张居正从编辑《帝鉴图说》到编辑《宝训》、《实录》四十类，无非是希望朱翊钧得以借鉴，使“圣德愈进于高明，圣治愈跻于光大”。由此可以看出，实行经筵制度的目的所在。
    其三，为最高统治者的正确决策提供了一个信息渠道和许多颇有价值的意见。经筵制度是为最高统治者讲读经典经义，辅导皇帝学习的制度。但是，帝王之学，又与普通士人学子之学不同，要求能够治国安邦，以求实用。因此，在为皇帝讲解经义的过程中，要与时事相关切，可见，经筵官的讲学难度颇高，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这才可以更快地有资于治道。鉴于这样的目的，张居正在章疏中建言：以后“日讲，容臣等将诸司题奏紧要事情，至御前讲解，而请裁决”。[7] 卷326《请敷陈谟烈以裨圣学疏》借此，臣下便可以利用经筵时机，向皇上进言，议论时政。从而使皇帝既可以开发聪明，亦因此练习政事。据史载，经筵讲官确实也曾借经筵讲学之时，向皇帝提供过有利于时政的劝诫，并得到了皇帝的采纳。
    例如，万历七年神宗渐备六宫之时，后宫开支日益奢靡，因朝廷所供不足，神宗遂下诏搜刮太仓银钱，购买珠宝。神宗一日御文华殿，张居正侍讲读毕，拿出给事中所上《灾伤疏》给皇帝过目，并借此请求赈灾。张居正把户部所进的御览数目给皇帝过目，云国库每年入不敷出，请皇上量入为出，以节约为本，省减浮费。又说：“上爱民如子。而在外诸司营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钳以法。而皇上加意撙节于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赏赉、布施，裁省禁止。”[11] 卷11“张居正上肃雝殿箴”张居正的进谏得到了神宗的首肯，并发放了赈贷。而且还将平日搜刮的浮费削减大半。
    内阁辅臣朱庚充讲官时。宫中方兴土木治苑囿。于是朱庚借着讲宋史的机会，极言宋徽宗时“花石纲”之害。神宗为之悚然，因而打消了大动土木的念头。[11] 卷12“沈鲤朱庚入阁预机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经筵制度对于当时的朝政是不无裨益的。有些在朝会上不能得到通过的事情，可以转而借由开讲经筵的机会，利用皇帝和经筵讲官之间的师生关系得到转圜或圆满解决。
    其四，通过经筵制度选拔内阁官员。通过读《明史》列传可以发现，万历朝的内阁名臣，多由侍读、侍讲出身。如高拱，曾是穆宗出阁讲学之时的侍讲。后累官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入阁。张居正曾是裕邸讲读，后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身份与裕邸以前的讲官陈以勤一同入阁。王家屏于万历初年，进修撰，充日讲官。十二年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沈鲤于神宗在东宫之时，为讲官。后累迁，万历二十九年，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朱庚并任。于慎行在万历初年，进修撰，充日讲官。张居正死后复出，进左谕德，日讲如故。三十五年，廷推阁臣七人，于慎行为首。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由上观之，高拱、张居正、王家屏、沈鲤、于慎行皆为万历朝名臣，而皆由经筵讲官出身，可见经筵讲官由侍讲侍读而晋升内阁辅臣，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究其原因，不外乎于：皇帝虽然至高无上，统领万机，但仅凭一人智慧和精力根本无法治理国家，因此内阁成为其重要的辅政机关，而内阁人才的选拔就变得极为的重要，除了廷推的意见之外，皇帝个人的决断是最为关键的，而在复杂的朝廷政治斗争中，能让皇帝充分信任的阁臣候选人当然是非帝师莫属了，人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皇帝侍读、侍讲的官员自然就成为皇帝选拔人才的首选了。
    另据史料记载：“凡经筵，钦命内阁大学士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班俱在尚书、都御史上。讲书、展书等官及同讲官，俱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提请。其经筵讲章、日讲直解，俱送内阁看定。”[12] 卷221《翰林院》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即总理经筵一系列事务，遴选讲官、看定讲章。从内阁等重要机构被选拔上来的官员又进一步控制经筵的运作，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经筵制度实行过程中得以实现。作为内阁官员，同时又身兼帝师之职，具有双重身份的经筵官们将自己平时处理朝政碰到的实际问题融入讲课的内容之中，利用讲课的机会向皇帝进言。由于凭借对皇帝性格禀性的了解及自身身份的特殊，因而他们的意见也使得皇帝更加容易接受。通过这种近距离的君臣沟通，达到更加有利于朝政处理的效果。
    由上文可以看出，经筵制度与内阁职权职责的不可分割性，使得经筵制度与内阁这一朝廷中枢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经筵也就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皇帝学习的制度，而是带有治国理政的政治色彩。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内阁权力的大小与经筵制度施行的成功与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之职，给皇权的行使带来一定的困难，其以后的嗣君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较为固定的辅政机构对于皇权行使的重要性，内阁因之出现并不断完善。虽然阁臣并不像明朝以前那样具有法定的宰相名分，可是从皇帝到官员却往往以宰相的职责标准要求阁臣，以致许多阁臣处于进退维谷的忧虑中，能否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素质、才干以及其所处的时代条件、机遇等。而万历初年，即张居正当权期间，凭借着首辅地位以及太后的充分信任，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创造了一个“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1] 卷213《张居正传》的兴盛局面，致使内阁权力达到极致，因此，在此段时间内，经筵制度能够较好地履行，而万历皇帝本人的政绩也可圈可点。但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张居正之后的历任首辅，殷鉴张居正任事贾祸的教训，大多奉行明哲保身的原则，唯皇帝之鼻息是仰，正如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所评论的：“愈年，江陵遂死，冯逐而张族矣。此后，太后惮上威灵，不复有所谕。辅导诸臣，亦不敢极力匡维，而初政渐不克终矣。”而为了避免再出现张居正那样“威权震主”，万历皇帝也有意识地挑选一些“软熟”的官员来充当内阁辅臣。内阁职权迅速由顶峰回落，权威和作用大幅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