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真正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冲击和颠覆，并引发人们思想行为大解放的有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魏晋，再一个就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晚明。尤其是晚明的思想启蒙运动和人的觉醒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但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思想启蒙意义，而且为之后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埋下了种子，并传递了先声。因此，研究晚明启蒙思潮和人的觉醒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晚明人的思想解放和世风演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忱农先生就在1955年《民主评论》第6卷、1962年《民主潮》第12卷撰文做了初步研究，代表了解放初期这方面的主要成果；80年代吴仁安、王兴亚、徐泓、刘志琴等就晚明时期区域性社会风尚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90年代关于晚明世风研究就比较丰富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在探讨心学与社会风气嬗变的关系，研究更为深入，学者左东岭、周明初、王振忠、陈宝良、邱仲麟、常建华等做了不少工作；进入21世纪，研究视野将更为宽泛，也更为深入细致，必将把晚明社会研究带入更为广阔的视域内。本文试将晚明引发的启蒙思潮对当时社会的涤荡和由此引发的人的觉醒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晚明思想和社会变迁的视野内挖掘人性解放的深层因子，更为深入地阐释这一时期人的觉醒所表征出的人类深层的理性精神。
    一
    晚明时期，我国商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也随之崛起，思想领域中所蕴涵的革命性因素的衍生以及程朱理学的衰朽，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在对理学进行认真反思的同时，为了维护新兴市民阶层的切身利益，提出了一系列与理学相悖的政治伦理思想。这股新异的思想即启蒙思潮的特点就是从人的自然性情出发，把人的自然需要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据。这股思潮在哲学上表现为竭力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此以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李贽及冯梦龙、公安三袁、唐伯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主张合乎百姓需要的思想即是道，否定了传统“道”的神圣性。在他看来，只有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思想学说，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他肯定饮食男女之性，认为这是人的天然权利，不需要统治阶级的人为安排、人为干涉。王艮的《乐学歌》最能反映其心性自然的思想。歌曰：“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泰州学派的继承人何心隐更具有积极的战斗精神。他肯定声、味等物质上的享受是人性本然的要求，是出于天性，是完全合理的，认为应该适当满足这种要求。他批判统治者腐朽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并指出统治者的贪欲是“弃天弃道”的行为，[1]40,卷2 强调统治者与百姓同欲才是合理的，这显然具有自然人性平等论的因子。同时这个命题跟道学家武断人欲即是罪恶的说法完全相反，在当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顾宪成就指出：“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2]卷32 此外，何心隐还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是应该相互尊重的，指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凡有血气之莫不尊”，[1]27,卷2 冲破了传统尊尊亲亲的僵死界限，把尊尊亲亲扩展到所有人，这是非常进步的思想。
    作为反理学旗手的李贽，更是对晚明黑暗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与理学格格不入。他摆开“堂堂之阵”，高举“正正之旗”，同理学开战，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无畏的战斗精神。李贽从“私心”说出发，鲜明地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3]10,卷1 并公开宣称，自私出于人之天性，“趋利避害，人人同心”。[3]10,卷1 李贽一方面把封建礼教世俗化，另一方面又将“礼”融于世俗生活之中，其目的“实际是为了呼唤人文主义思潮的到来，把礼给予无情的稀释和溶解”。[4]20 这种伦理道德观，在晚明起着与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完全相同的历史作用。
    李贽还从抽象的一般的人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天赋平等论。在他看来，“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盘棋”，[3]卷19“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3]卷19 认为人人都有同等的认识能力和物质要求，他对封建的男尊女卑观点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3]“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3]明灯道古录上 既然人人平等，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李贽十分赞赏罗汝芳的“形色天性”，[2]泰州学案三近溪语录 提出了自己的“童心说”，认为人应“各任其性”，“以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各不相碍”。[3]卷1
    至于当时的文人如汤显祖、公安三袁、冯梦龙等也都高高举起了主情反理的大旗，同理学展开了斗争。汤显祖高扬人的个体感性，认为情就是性，离情而言性，一家之私言，合情而言性，天下之公言，把情欲视作人性之本能。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早年即接受王学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对李贽非常佩服，他极为推崇《焚书》，认为：“《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5]221,卷5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他倡导以情为本，“理在情内”，坚决反对“拂情以为理”，提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按照个人的自然性情去过“自适”的生活，既无外在的束缚，又无内在的节制。冯梦龙也身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提倡冲破名教的束缚，主张“情真不可废”，他的作品就是要“借男女之风情，发名教之伪药”，甚至公然主张“六经皆情教”，“情为理之纬”，[6]卷1 体现了他鲜明的叛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