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什么历史的车轮碾过千年的岁月，会在晚明时期发出异响，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启蒙思潮？这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腐败黑暗的社会政治。朱明王朝是通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在立国之初，由于朱元璋的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使国家逐渐走向强盛，尤其是永乐时期，曾达到了顶点。但到明代中晚期，由于皇帝沉湎酒色、贪图享乐，长期不闻朝政，致使宦官乘机窃夺权柄，挟制内阁，给封建政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就是臭名昭著的宦官代表。刘瑾在武宗当太子时就随侍他身边，武宗当政后，刘瑾倚仗武宗，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排斥异己。大臣韩文曾联合九卿上书反对刘瑾，刘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过”，[23]4916,卷186 最后韩文还是没有逃脱刘瑾的迫害。万历时期的朝政更为腐败，皇帝常常耽乐于后宫，不闻朝政，万历帝甚至有20多年不与群臣见面。最为不堪的是张居正死后的政治清算和争国本事件，给晚明士人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知识分子对大一统王朝的凝聚力开始涣散，加之“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垢谇日积”，[23]5782,卷219 以至于“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23]6294,卷242 明末时的阉臣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他的爪牙遍布国内，“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23]6823,魏忠贤传 此外，他们设立东厂、西厂，广布特务，搜刮财富，蹂躏乡里，无恶不作。
    对晚明政治影响极大的还有党争问题。万历当政后，张居正遭到清算，使得原来受到压抑的言路得以舒张，内阁大臣政治上的不作为和保守心态遭到了言路的反对，两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许多中下级朝廷官员为了与阁臣争斗，便联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朋党。后来双方斗争日趋激烈，致使“物议横生，党祸继作”，[23]6053,卷231 弄得整个朝堂乌烟瘴气；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的阉党专政，更是“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气参会，群邪翕谋”，[23]6370,卷245 正直之士受到残酷打击和报复，“权枉盈廷，谴谪相继”，[23]6317,卷243 给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不但阉党专政和朋党之争愈演愈烈，而且贪污之风日炽，许多朝中显贵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宪宗时，宦官汪直占田竟达2万余顷。武宗时，刘瑾家有黄金24万余锭，白银更多。内阁首辅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150余所，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23]5569,邹应龙传 徐阶仅在松江占田就达6万余亩。福王封藩河南，神宗一次就赐给他土地2千万亩。万历后期发展到皇帝有皇庄、亲王有王庄、官僚有官庄的局面。政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使得一些士人知识分子绝意仕宦。嘉靖中期以后，有些人干脆弃官不就，如陈鹤弃其所授官，着山人服，李元昭尽管世袭千户，仍弃去不就。万历以后，一些读书人甚至放弃科举考试，以布衣终生。
    其次，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以后，随着商业经济和城镇的发展，士商关系开始有所松动，尤其是到明朝，重商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地位日渐提高，商业经济日益发达起来。在江南地区，漕运业、丝织业和工商业等十分发达。据陆深《俨山纂金录》记载：“本朝国初总计天下税量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可见当时江浙一带经济之发达。杭州、苏州、湖州等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当时的杭州“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24]69,卷4 在“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的姑苏城里，各种商业店铺如山如林，仕宦游客、贾客行商南来北往，商业性庙会也日渐繁荣，盐商、典商、批发商也相继在晚明出现。
    城镇商业人口的增多和市场的繁荣，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市镇数量最多，也最为有名，像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府城、魏塘镇、枫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盛泽镇、南浔镇等，在这些地方开始出现了“机产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以南京为中心的苏、杭染局因丝织业发达而闻名于世。据《明史》记载：“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23]1994 士商关系的裂变和重商意识的加强，使得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商帮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洞庭商帮等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使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胎中滋生出来。在这一时期，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对封建专制的经济文化有着极强的销蚀作用。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航海业的兴起、国内外市场一定程度的开拓、西学的东渐，促使人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崭新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从而生发出了一种异乎往昔的时代精神。
    再次，是理学的衰朽。理学发展到明代，日益教条化、绝对化。由于理学占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致使社会上形成了以“理”作为区分是非的标准，若有言不合朱子者，道学先生们就会群起而攻之。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以“理”为依据，用“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任何偏离理学的思想、言行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这些都严重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情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理学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对于理学家们的空谈心性，吕坤曾进行了驳斥和揭露，认为理学家都是伪君子，平日里“口坠天花，而试之小小设施，辄不济”。[25]
    晚明时期的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给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布上了沉重的阴霾。这种愚民思想限制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势必遭到他们的反对。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一股新异的进步思潮的清风，在理学阴云下悄然吹起，大有澄宇之势。因此，晚明启蒙思潮的泛起，与随之而来的人的理性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启蒙思潮至“五四”时期达到高峰。它和魏晋时期人的思想解放相比，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主动性，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收稿日期：2006-1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4-GH-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