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礼教的批判，对人性全面复归的呼唤，使得人们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大胆冲决理学的藩篱，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质疑和反思，给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以全新的诠释和界定。人们心目中理学道德的神秘光环开始黯然失色，自然之性开始在沉睡中觉醒。
    首先，是士人阶层对理想人格的自我实践。
    随着对理学的批判，具有新的思想特质的哲学的张扬，晚明社会中的士人阶层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思想领域探讨伦理道德、人生理想，并且开始对人生价值由理性的分析探讨转入深刻的自我实践。冲锋陷阵的李贽出言无忌、狂行不狷，常以异端自居；被誉为“江左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绝意仕宦，于乡里筑桃花坞，行为放浪形骸，追求现实的感官快乐，“日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渍浩歌，三江烟树，百二山河，尽拾桃花坞中矣”。[7]528,序“康对山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8]卷18 杨用修谪居泸州时，“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9]246,卷7 文坛巨子徐渭更是性好谑浪，使酒佯狂，“傅纵不为儒傅”，“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以至于“自持斧头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5]徐文长传 这是对人性压抑的激烈抗争，在其自谑的背后潜藏着主体自身的巨大痛苦和悲愤。袁宏道从人性自然出发，力反理学之禁囿，以快乐论代替理学的克己论；卢楠为人柝弛，好使酒骂座，都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心灵扭曲的痛苦的宣泄，同时也深深体现出对自然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虽然残酷的社会现实令他们怆然和痛苦，但他们对自由的希冀、探索却一刻也不曾停止过。
    晚明商业经济的大发展，使得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潮和享乐主义一拍即合。中下层士子往往通过及时行乐、追求感官刺激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愤懑，填补内心的不平。“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由于享乐主义的困扰而失衡，“山色与粉黛，一种是逍遥”成为这些士子所欣羡的目标，“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7]一世歌 把落魄士子们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市民阶层生活方式的转变。
    商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崭新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像一股强劲的颶风在晚明的城市和乡村鼓荡，原本宁静的世界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市民文化生活世界愈来愈多彩多姿，歌馆酒楼，流连忘返，酣歌醉舞，百态竞陈。“浮华渐盛，竞相夸诩”，[10]72,卷6 奢靡之风在整个市民阶层中弥漫开来。在著名的秦淮河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11]卷3“扬州习尚素骄奢”，[12]卷50 杭州“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苏州则更有“奢靡为天下最”之说，“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佳肴，画舫箫鼓”，一些大户人家“鲜衣怒马，甲第琼筵”；松江，“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13]1,卷2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变化最为明显，远远超出了洪武时期太祖规定的衣冠礼制，“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14]卷7 至此还不满足，有的干脆以奇装异服来博得人们的青睐，如在城市中竟然有男子以穿着女装为美，当时有人作打油诗描述了这一奇观：“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5]卷10 甚至“有以千金为妇饰者”，[16]“市井贩鬻，厮隶走卒”，则毫无顾忌地穿着缨帽缃鞋、纱裙细裤，出入于酒庐茶肆。有的“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而仕宦亦喜奴辈穿着”，[14]卷2 而不怕什么僭越、逾礼。就连“贱妾愚妇”也是“翠髻琼冠，一珠千金”。[17]卷34 有的平民之家娶媳妇，“不论家世何等，辄用掌扇、黄盖、银瓜等物，习以为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必粘‘翰林院’三字”。[18]卷5 此外在住房、饮食、出行、家庭用度以及墓祭等方面都追求豪华和奢侈，致使传统的等级分野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
    奢靡之风的蔓延，致使有人竟以“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19]178 甚至“非绣衣大红不服”。人们只顾眼前的享乐，“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为别计”，即使是乡间小镇，“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也必饮酒”。[20]
    晚明人对衣食住行的奢侈要求，反映了人们自然本性的原始冲动，也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定和把握。它是对理学家所鼓吹的“明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最现实批判和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人的觉醒。
    再次，从晚明文学作品看当时社会的世态百象。
    启蒙思潮影响下的晚明文学作品以世俗人情为主题，荡漾着清新的时代气息。追求个人幸福、顺乎情欲的人格形象，在晚明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描写，绘就了当时社会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卷。大文学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以“主情”为主导思想，热情讴歌了主人公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21]卷33 热情赞颂了杜丽娘为追求个人爱情的幸福，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由死而生的执著精神，鲜明地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的人生理想和爱情追求。汤显祖的《牡丹亭》面世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广陵女子冯小青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为妾，不得为欢，读《牡丹亭》后，写下了“冷雨敲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22]卷2 不久小青即抑郁而终。
    袁宏道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8]卷4 的观点，主张表现作家自己的思想和创作特点，他尤为赞赏新兴的市民文艺，认为市井民歌应是文学革新的目标。的确，当时的市井民歌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如《锁南枝》：“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的来一似儿活脱，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语言通俗易懂，形式活泼生动，袁宏道认为这样的市井民歌才是明代诗歌作品的最高成就。
    晚明文人冯梦龙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广泛搜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成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世称“三言”。它以当时市民群众新鲜朴素的口语和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描写了市民阶层的生活追求、思想意识，宣扬和歌颂了市民阶层中产生的民主、自由、平等、友爱的进步思想，与同时代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著名的“三言”、“二拍”作为晚明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以淋漓的笔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世态百象、五光十色，闪耀着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