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学者魏源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使中国社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19世纪60年代，在恭亲王奕訢、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的推动下，清廷自上而下开始进行洋务运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同光中兴”只是回光返照，洋务运动并未挽救清朝国运日衰之势。
    甲午战争前，实际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生活奢靡，滥用国帑，甚至挪用军费来兴修皇家园林。当时的官场更是乌烟瘴气，贪渎成风，位高权重的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贪得无厌，号称“晚清首富”。清廷的腐朽统治，惹得民怨沸腾，“流寇”四起。
    昔日的“老大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溃败，深深刺痛了国人的神经，改革政治制度的变法呼声四起。其后的日俄战争，幅员辽阔的“北极熊”沙俄，也败在了“蕞尔小邦”手中，更加促使国人进行深沉的反省。由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在近代初期的历史遭遇与中国相似，便成为中国可资学习的便捷榜样。一时间，“学西洋不如学东洋”的观念在社会上流行，赴日留学掀起高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中，后来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和学者，为推动中国社会各领域的近代化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世纪初，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不同角度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清末新政，促进政权机构、教育、法律和军队近代化，特别是“预备立宪”在专制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丝民主的曙光；民国肇建，政体一新，民主共和从此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启发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以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基础的北伐战争，荡涤了北洋军阀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使全国人民接受了一次大革命的洗礼。所有这些，都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陕甘宁边区政府，本着“三三制”原则，进行民主尝试，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构筑了雏形，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积累了经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致力于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了预演。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某些领域进行的探索，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如：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总体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战时开发西北的战略，为改变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基础，也为打破日军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提供了保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将巨额资金投向教育，为日后各领域大批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基本前提。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精神积弊和悲观阴霾，鼓舞中华民族走出屈辱的历史低谷，重新找回了自尊与自信，证明了中国人民能够在最危险时刻开辟救亡图存的新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是无限的！在抗日战争中，近代以来列强凭借武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战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跻身“四强”之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
    总之，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是每位中华儿女都无法忘却的记忆。前一阶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后一阶段，“中兴日月，再开宏造”。两次战争结果判若云泥，更加警示国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但“痛饮黄龙君莫醉，须知东海尚藏鲸”，值此甲午战争爆发两甲子之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更应同心同德，励精图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正能量！
    （作者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兼任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委会主任委员。研究生学历，文博系列副研究馆员。历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和门头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
     
    （责任编辑；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