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早在西汉时期，京师长安城内便有“蛮夷邸”专供外人居住。北魏时的洛阳，则有“四夷馆”。到了唐代，不仅在京城长安，而且在对外贸易口岸，都形成过外人聚居的“蕃坊”。唐朝末年，蕃坊一度衰落，到了宋代又重新复兴，一直沿习到元代。如果考虑到中国封建王朝历来奉行所谓“怀柔”政策，允许外人在领土上聚居，而当时明朝当权者通过开放濠镜澳可以用合法（抽税）或非法（受贿）的手段得到经济上的好处，那么，可以设想，夷商从岛上“搭蓬栖息”到入澳门“筑室居住”，并非是件难事。笔者认为，在海外贸易的税收已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夷舶无需“舟触风涛”的借口，只要舍得花钱，并服从抽分，那么，要求进入澳门“互市”，是不会遭到拒绝的。
    关于葡人居澳的另一说法，是“混入说”，见《明史·佛郎机传》：“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注：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关于《明史·佛郎机传》这一段记载，按戴裔煊先生考证，出自《天启实录》编者的按语。戴氏在《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一文中指出，《天启实录》的按语本身是有种种错误的，明代广东市舶提举司并没有移于电白，在当时，广东封建统治的上层人物都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准许佛郎机侨寓濠镜，是不能令人置信的事情，至于纳贿而请于上官的“黄庆”，极可能是万历五年（1577年）以后移镇澳门的王绰。由此，戴氏断定：“认为葡萄牙殖民者从嘉靖十四年开始混入澳门，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足为据。”（注：见戴裔煊《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载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戴氏关于葡人入据澳门年代问题的考证，总体上无疑是成立的，但认定葡人不可能从嘉靖十四年开始混入澳门，则未能完全令人折服。诚如戴氏所言，葡人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即1553年至1557年间开始盘踞澳门，这是从中外史料中可以印证的，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海盗何亚八被擒获以前，葡人已经混入澳门，这又是无可怀疑的事实。那么，葡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混入澳门的呢？戴文除了否定嘉靖十四年外，没有给予正面解答。笔者认为，如果断定葡人在澳门用砖瓦木石建筑固定的永久性房屋，始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那么，在此之前，应当有相当一段搭茅暂住的时期，并且在搭茅暂住之前，还经历了“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的阶段。这么一个过程，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恐怕不是三年五载能完成的。澳门向来是我国对东南亚各国番舶贸易的港口之一，在葡萄牙殖民者到来之前，早已有爪哇、浡泥、暹罗、真腊、三佛齐等国的商人来做买卖。嘉靖八年，林富请开海禁，诸蕃复通市，佛郎机已经牢固地占据了满剌加，并且有正德末年入驻屯门的经验，不可能不试图“附诸番舶”，或假冒别国混入濠镜，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难做到的。《天启实录》和《明史·佛郎机传》的记载确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确凿证据，似乎还不能排除葡人在嘉靖八年以后不久便开始混入濠镜澳的可能。
    另外，与其他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说法相比，《明史》用“混入”两字描述佛郎机进入濠镜澳的方式，显然更准确，更符合历史实际。林富曾提出：“於洋澳要害去处，及东莞县南头等地面，递年令海道副使及备倭部指挥，督率官军，严加巡察，凡舶之来，出于《祖训》、《会典》之所载者，密伺得真，许其照旧驻扎。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者，如佛郎机，即驱逐出境。”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固然不错，但在实施上却是困难的。因为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能准确区分佛郎机与其他番商，二是有足够的海上兵力。如果这两个条件，尤其是第二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驱逐佛郎机便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当时的情况是，明朝当权者既昧于外情，又无坚固的海防。在开国之初，明朝尚有一定实力在沿海岛屿设置水寨，踞险伺敌。但是到了明末，“水寨之名虽在，而皆自海岛移置海岸”，“巡舟战舰，朽蠹而弗修，弓械于橹，缺败而亡用”。翻开《明实录》，随处可见海防废弛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特别是愈来愈严重的海患，对明朝当权者更是造成威胁。嘉靖三十一年，海道副使丁湛将朱纨招来的捕盗船只遣散，雇募渔船以资哨守，“以致群盗鼓行而入，攻毁县治，若蹈无人境耳。”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海贼汪直，纠漳、广群盗勾集各枭倭大举入寇，连舰百余艘，蔽海而致”，“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在广东方面，则有海盗何亚八、郑宗兴之辈，纠合番贼，劫掠沿海乡村。同年六月，全国各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从山东、山西到湖广、浙江，“所在凶歉，或经岁恒暘，赤地千里，或大水腾溢，畎圳成川；或草根木皮，掘剥无余，或子女充飧”。随之而来的是“盗贼公行，道路梗塞”，“倭夷狂噬，井邑丘墟，饥馑师旅，交兴沓至”。（注：参阅郑梁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在社会大动乱的情况下，葡萄牙殖民者乘虚而入，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毫不费力的事情。拒佛郎机于境外，明朝当权者非不想为也，实不能为也。
    再者，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一方面凭借巨舶大炮，另一方面打着“求市”旗号。掌管海外诸蕃朝贡市易的市舶提举司，关心的是“征私货，平交易”，所谓“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余蕃商私赍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于抚按衙门，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听贸易。”在“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的大气候下，夷商接踵而至，而内地商人（其中不乏走私奸商、官家权贵）又“趋之若鹜”，佛郎机何愁不能混入并窃据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