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人入住澳门的第三种说法是“占领说”，出自18世纪葡萄牙殖民大臣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lo e Castro）的一份备忘录。根据殖民主义者的逻辑，“主权乃是以征服的权利为基础的”，谁以武力征服了一个地方，谁就拥有这个地方的主权。为了证明葡萄牙对澳门拥有主权，卡斯特罗说，葡萄牙人肃清了在中国海骚扰的海盗和乱贼，进而袭击并征服了控制香山的酋领，占领了岛屿。这种征服，是用葡萄牙军队并以葡萄牙人的鲜血为代价的。为了贸易的目的，葡萄牙人对澳门进行了最好的改造，建造了城市。这位殖民大臣的论调，并无任何历史文献的证实，实际上是“侵略有理，殖民有功”论的翻版，但却被蒙塔尔托·德·热苏斯（Montalto de Jesus ）引用进其著作《历史上的澳门》中，并得以谬种流传。这种说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学者以及所有尊重历史的外国学者的驳斥。（注：参阅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又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龙思泰《早期澳门史》。）
    葡人居澳的第四种说法是“酬劳说”。所谓“酬劳”，是指葡萄牙人赶走盗贼，明朝当权者表示酬谢，给予澳门居住。这种说法，最初见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1641年，葡籍耶稣会士鲁德昭（Alevaresde Semedo ）在其著作《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中称：澳门地小多石，易于防守，当时有许多盗贼盘踞其间，劫掠附近地区。中国官吏想除害，知葡人强悍善战，请其代为驱逐，并答应事成之后将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接受条件，歼灭海盗，于是在澳门筑室而居。另一耶稣会士利类思（ Louis Buglio）在 1665年刊行的《不得已辩》中也提到：“然西客居澳，又原有由焉。明季弘治年间，西客游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往来交易。至嘉靖年间，广东海盗张西老攘澳门至围困广州，守臣召西客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是时督臣疏闻，有旨命西客居住澳门。”（注：转引自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见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
    对于这种说法，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有完全认同的， 如张天泽在1934年发表的《中葡早期通商史》中指出：“塞梅多（即鲁德昭--笔者按）关于澳门居留地的起源是最可信的：即为了酬谢葡萄牙人的效劳而给予他们在澳门居住的权利。”《中葡早期通商史》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并没有提出确凿的历史文献作为证据。张氏在阐述澳门的兴起时，先是引用莫里森（J.R.Morrison）在《中国商业指南》中的两处提法：“据说，葡萄牙走私贩子曾于1542年‘占据’过这个岛（指：浪白澳）。”“此外，据说在1554年时，贸易已集中在这个岛屿上；至1560年，已有五六百名葡萄牙人居住在那里。”然后进行推测：“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在1554年时由于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澳门必已被放弃而由浪白溶取代。”至于这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未加说明。在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时，作者又一次大胆推测：“1554年，市舶司自澳门迁至浪白溶的这一迄今尚未得到解释的迁移，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海盗威胁而困扰日增所致。不过澳门放弃之后，海盗一定曾把它用作劫掠的巢穴，直到他们被驱除为止。”查阅中国史料，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朝政府并无因海盗而放弃澳门一事，相反，《明实录》倒是有如下记载：“七月己亥朔，庚子，广东番贼纠倭寇千余剽掠海上，官军击败之，擒贼首方四溪等，余党遁去。”另外，针对海盗的活动情况，可以找到添设和变动备倭把总等职官的记录，而无市舶司因此迁移的报导。说市舶司于1554年自澳门迁至浪白溶，并认定澳门被海盗用作劫掠的巢穴，实属臆断，不足为信。
    对“酬劳说”持否定意见者，如戴裔煊，他在《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一文中，通过考证中外史料，令人信服地指出，鲁德昭的著作是1638年写成的，距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屋居住的时间已经81年，所谓葡萄牙人赶走海盗得以居住澳门，是缺乏根据的。历史上曾有过葡人协助平定枯林叛兵的事情，但那是在1564年发生的，把这作为1557年葡人占据澳门的理由，是完全无稽的。
    关于葡人居澳与剿灭海盗问题，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中也作了阐述。周氏针对绥麻陀（即鲁德昭--笔者按）的“酬劳说”，指出：“葡人之居住澳门，早在助中国剿灭海贼之先，不得谓始于剿灭海贼时也。大概葡人之居住澳门，得广东官宪之承认，则开端于剿灭海贼时。绥麻陀将广东官宪承认葡人居住澳门之事实，与葡人占据澳门之由来，并为一谈，似未免因果倒置矣。”周景濂进一步考证海道副使汪柏为什么会允许葡人违禁潜居澳门。他引用明代郭棐《广东通志》记载的史料：嘉靖三十三年，海贼何亚八、郑宗兴等纠合番舶，在广东沿海剽掠，汪柏等受命往捕海寇，抓获亚八等寇首，俘斩146人， 溺水烧死甚众，余党散走。由此，周景濂推测，汪柏毅然不顾当时广东按察使丁以忠反对，许可葡人居澳，“殆有感于海贼之讨伐，有借助于葡人之必要欤？果尔，则葡人之得居澳门，与上所述之海贼助剿说，仍不无关系也。”他还援引《明史·佛郎机传》，其中提及佛郎机在澳门筑室建城，雄据海畔，有所谓“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一句，由此“可知广东地方长官为防制海贼计，宁欢迎佛郎机之筑室建城，得有所保障之意。”周景濂的推测是符合情理的。人们可从林希元的《与翁见愚别驾书》以及曾经参与平定柘林叛兵的俞大猷的《正气堂集》中找到旁证。前者称“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后者言“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商夷用强梗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在当时的一些当权者眼中，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海贼倭寇，至于夷商，涉及的“罪行”只是贩卖人口、私卖番货、蓄养倭奴等。对于明朝当权者来说，既然无法用武力驱逐葡人，也就只好“以美言奖诱之，使不为异”，或“加意调停，从宜酌处，毋逆其向慕中国之心”。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为此不得不付出了沉重代价。
    综合上面对“四说”的讨论，笔者认为：“占领说”出自殖民主义者的强盗逻辑，大错特错；“酬劳说”源于耶稣会士的报导，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借地说”旨在说明澳门成为夷商聚居地的由来，有可信之处，但不排除后人附会的可能，不宜简单地套在佛郎机身上；“混入说”的某些记载可能不确切，但却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