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亲善”的烟幕下， 策划并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件，由此导致华北事变的发生。此时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可是，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仍在继续；对内“剿共”消除异已的方针仍在坚持；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也未放松。国难日亟，国统区知识分子与其他各界一起掀起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浪潮。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他们均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以下笔者就对华北事变至“七七”事变这一时期国统区的左、中、右三类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作一论析。
    第一种类型的政治态度：
    这一类知识分子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知识分子，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群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华北事变发生后，其政治态度逐渐地发生变化。
    对日方面：就总体而言，对日交涉谋求有条件妥协的立场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注：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台湾），第1398页。）。尽管如此，他们的对日态度也不是原封不动的固守，而是逐渐向强硬方向转化。
    其一，激烈地抨击所谓的“中日亲善论”。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其侵略中国的罪恶目的，炮制了所谓的“中日亲善论”。对此谬论胡适予以猛烈的抨击。他在日本出版发行并有较大影响的《日本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一篇言论犀利、针对性较强的题为《警告日本国民》的政论文章，向日本郑重提出：不要再谈“中日亲善”了。认为在“带甲的拳头之下”，高谈“亲善”，“只有越结越深的仇恨，没有亲善可言”。并警告日本：“中国人的忍耐是有尽头的。”就是说，中华民族如果被逼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终有一天“用中国的‘焦土政策’来应付日本的‘焦土政策’”（注：《敬告日本国民》。 《独立评论》第178 号， 1935年11月24日。）。
    其二，愤怒地鞭笞所谓的“广田三原则”。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全面吞并中国的目的，于1935年秋抛出了“广田三原则”，狂妄地要求中国：“须放弃以夷制夷政策”，承认“满洲国”，“共同防赤”。胡适对此作了全面的剖析，指出“广田三原则是增进中日仇恨的条件”。所谓的“以夷制夷”，“这是一切独立国家的自卫权之一”。所谓的“满洲国”，认为“强迫承认这个伪国的存在，当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结果”。所谓的“联合防共”，“也是全国人民心理决不能容许的”。因此，他断言：“广田三原则决不配做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注：胡适：《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第197号，1936年4月19日。）
    其三，极力反对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的阴谋。1935年秋，身居北平的胡适、傅斯年等人格外关注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事件的变化。胡适连续发表《华北问题》、《冀察时局的收拾》等文，表明他对“华北自治”的立场。他指出日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主张召开一个华北各省疆吏的特别会议，在中央指导下，商定整个华北的守卫计划，同力合作，抵制日本的侵略。持此立场的还有傅斯年、张季鸾等。
    那么，是何原因使这类知识分子的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在于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行径已超过他们可能忍耐的限度。华北事变的发生，使其深感和平的希望渺茫，认为在此形势下，“一切委屈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决不可能的。只有我们能守卫的力量才是屈辱的止境”（注：胡适：《华北问题》。《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号。）。
    第二，在于国内政治开始变化，国防建设开始着手的影响。华北事变后国民党的政策出现某些松动，对此，胡适等人认为，在经历“九一八”以来的惨痛教训以后，国家“快要走上一条比较有希望的大路上去了”（注：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1935年11月17日《大公报》。），这就是国家的统一。在国防建设上，由于国民党政府渐渐地有了组织，“能造成一点国防军备了”（注：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1935年11月17日《大公报》。）。这一变化，是影响这类知识分子对日态度强硬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在于英美态度的变化。日本一手制造的华北事变，由于更多地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因而英美政府相继发表声明，表示严重“关切”。这正是胡适等人长期以来所企盼的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诚如胡适1936年秋在美国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术大会之后所说：“我在国外，眼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中逐渐好转。”（注：胡适：《张学良的叛国》。1936年12月20日《大公报》。）所以英美态度的变化也就成为这类知识分子对日态度日趋强硬的一个因素。
    对内方面：这类知识分子围绕中日关系症结的解决，对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继续予以批评，与此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其一，批评国民党的对内政策，主张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华北事变后，尽管国民党的对内政策发生微妙变化，但其内战政策并未根本改变。在国内的“统一”问题上十分突出。胡适等人认为，所谓的统一，是国家和人心的统一。关于国家统一，他们虽然支持国民党统一，但反对武力统一，主张和平统一，即“国内政治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关于人心统一，胡适对国民党所追求的形式统一颇为不满，指出今日需要的是统一人心，“不是三五组不合作的私人派”（注：胡适：《政治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他们主张的“统一”与“守论”紧密关联，所谓“守”，就是用“统一的力量来守护我们的疆土和我们的主权”。这是胡适对国民党“五大”建议的基本点。他认为几年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看见有战与和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守’的一条路”。指出“必须能守，然后能战；必须能守， 然后能和”（注：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 1935年11月17日《大公报》。）。胡适在给吴鼎昌的信中也认为，“‘守’当然包括守势的‘战’”（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6页。）。华北事变后， “守”在胡适等人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守论”也有局限性，但比以前有所进步。
    其二，批评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强调要注重实力的准备。1936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谈话，告诫“党国官员民族危机相当严重不能再马虎了”。对此张熙若（注：张熙若（1889-1973年）即张奚若，陕西朝邑人，字熙若，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九一八”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政论文多篇，反对日本侵略，批评国民党误国，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缺少理解，在“七七”事变之前，其政治态度偏右，尔后发生变化。）感触颇深，立即撰写一篇《国事不容再马虎了》的政论文章，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他愤怒指责国民党政府，自“塘沽协定”签订以来，“所谓外交就是退让，就是屈辱”。他通过对日本侵略态势的分析后认为，在国难下一幕快要揭开的时候，空言无补于实际，而“最要之着还需实力的准备”（注：张熙若：《国难的下一幕》。《独立评论》，第212号，1936年8月2日。）。 此时张熙若切中时弊的分析是颇有代表性的。
    其三，批评国民党华北地方当局的迁就言行，强调要站稳国家立场。华北危机局势的造成，还与国民党华北地方当局有关。此时主政华北的宋哲元，对日的迁就、调和及暧昧的言行，使置身于北平危城的胡适、傅斯年等格外焦急。他们批评的言论颇多，其中胡适《敬告宋哲元》一文最为深刻。该文警告宋哲元：一切迁就调和，“其用心无论如何可恕，其实际都是破坏国家的统一”（注：胡适：《敬告宋哲元》。《独立评论》第204号，1936年6月7日。）。不仅如此， 胡适还亲自拜访宋哲元，苦口婆心地劝他站稳国家立场。持此观点的还有傅斯年等。后来华北地方当局对日态度日趋强硬，迁就行为减少。应当承认，胡适等人的“敬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总之，无论是对日方面还是对内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知识分子，尽管有时有些人发表过不正确的言论，与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浪潮不大协调，但这种不协调并未超出反日的界限。就总体而言，这类知识分子坚持了反日的立场，把其排除在反日队伍之外是有悖于史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