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类型的政治态度：
    这一类知识分子是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中间知识分子，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群的主体部分。该类知识分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华北事变发生后，他们的上述立场更为坚定，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更为鲜明。
    第一，对日：坚决主张以“举国之战”的实际行动，“恢复我已失之河山”。
    这类知识分子，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已，祖国的领土与主权连连丧失的惨况，无不痛心疾首。他们在最能代表其政治主张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奋力呼吁：中华民族迅速地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抗战。1935年夏季以来，日本侵略者更采用“以华制华”的毒计。对此，章乃器认为，日本施展的这种毒计，“第一，是使中国各地政权分裂；第二，是使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立；第三，是使中国民众涣散”。其目的“是不损一兵，不费一弹，征服全中国”（注：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 卷第11期，1936年6月14日。）。他们深知：日本帝国主义按其勃勃野心， 非灭亡我中华民族不止。因此，他们为之呐喊，为之奔波，为之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使“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的“一隅之战”，彻底转变为“举国之战”，就是要“恢复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压迫之同胞”（注：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6月14日。）。
    第二，对内：彻底批判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主张在“反日第一”的原则之下，建立各党各派各方面合作的联合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置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它一出笼就为此类知识分子所反对。华北事变后，他们反思过去血的教训，对它的批判更为全面和深刻。章乃器在其所著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中指出：政府“在整个国策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他沉痛地评析道：“剿共”，剿到了今日，是“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在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注：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 卷第11期，1936年6月14日。）不仅于此，他还与沈钧儒、陶行知、 邹韬奋一起著文，为蒋介石的抗日选择指明出路。认为蒋如果能做到以下三件事：即，“第一，停止对西南军事行动；第二，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第三，开放抗日言论自由”。那么“‘内’不必‘安’而自‘安’”。否则，“不能见谅于天下后世”（注：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5日。）。可见，他们对于“攘外安内”的反动国策的危害及纠正途径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同时，他们切身体验到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正确性，并自觉地接受其领导。如1936年7 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公开赞同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认为该宣言所昭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后来中国政局的演进证明，他们言中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他们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各党各派各方面合作的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那么，这一战线如何才能建立呢？他们认为：组成联合战线的各方，“只要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宽容，而不互相倾轧、互相攻击，联合战线就建立起来了”。面对30年代中国的实际，指出国共两党首先要“破镜重圆”，尤其是“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注：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5日。）。这一主张的影响十分广泛，他们并为之实现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对反侵略国家：力主建立和扩大国际联合战线，共同抗击人类和平的公敌。
    日本帝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也是人类和平事业和人类道德的恶魔。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但在求自身的生存，而更重要的在于扫除人类的公敌。这是一个国际合作驱除人类恶魔的战争”。正因如此，他们极力主张扩大国际联合战线，“把苏、英、美、法等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都包含在内”（注：沈钧儒：《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转自《救国会》，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其中主要是联络欧美，联合苏联。
    他们主张联络欧美，是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欧美各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一意孤行地独占中国有着尖锐的矛盾，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如能善为运用，他们（欧美各国--引者注）是可能与我们以相当援助的，至少我们可以维持他们一个中立”（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救亡情况》第六期，1936年6月14日。）。
    他们主张“联合苏联”，是因为在反日战争中，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实行抗日，中苏间的友善是没有问题的”（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救亡情况》第六期，1936年6月14日。）。
    总之，在建立和扩大联合战线问题上，这类知识分子的主张，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和平事业，因而在当时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围绕如何实现抗日救亡这个主题，他们不仅有鲜明的政治主张，也有为之实现而斗争到底的勇敢行动。其中“七君子”为抗日救亡而被捕入狱，陶行知为抗日救亡而遭通缉，即是最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