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类型的政治态度：
    这一类知识分子是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北事变以后，这类知识分子关于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的分析，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确认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为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这类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及其思想倾向的重大变化，笔者将引证1936年8 月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几段文字：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是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是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不论叫哥哥妹妹，之呼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
    “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注：《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532页。）
    从鲁迅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华北事变之后，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的鲜明的政治态度。
    第一，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政治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自觉地为实现这一方针政策所规定的任务而斗争。
    第二，他们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必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一切抗日的力量，即是说，只要他不是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皆可加入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如果从世界历史上看，它比法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人民阵线”更广泛。
    第三，他们认为文艺、文学界的一切力量，都应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无条件地联合起来，为实现共同的抗日救亡目标而奋斗。
    如果把这类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与其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经主张的“反蒋抗日”、“反帝抗日”的政治主张相比较，即可看到他们的政治态度已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那么，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以为：
    一是“民族危机已经发生了新的特质”。这一“特质”，即是“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在华北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的企图，还只是部分的实现，而现在却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它逼着中国，或是抗战，或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全部被敌人吞下”（注：《“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1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1936年的分析。 在这种形势下，此类知识分子认真反思“九一八”以来的反帝反封的经验教训，主动清除自己身上存在的一切不适应于抗日民族斗争需要的东西，自觉地响应时代的呼唤，因而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二是中共正确政策的指导及红军北上抗日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热爱和信赖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并迅速纠正了自身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也加强了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领导。这时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在其指导下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反帝抗日”到“全力抗日”的转变。他们还从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并胜利到达陕北的信息中受到鼓舞。当红军长征胜利之时，鲁迅与茅盾不惧环境的恶劣，毅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为之祝贺。电文称：“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面。”（注：《鲁迅年谱》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因此， 他们的转变与中共的正确指导及红军北上抗日的巨大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三是共产国际制定的反法西斯政策的影响。1935年7月， 共产国际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的关于反法西斯的纲领和策略，对于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著名诗人萧三于1935年8月11日，以“左联”常驻莫斯科代表的名义， 写信给鲁迅，建议为实现“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目标，解散“左联”（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6页。）。 又如姚依林（当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回忆，华北事变后，“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他是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等刊物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后，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的（注：《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第323页。）。可见，当时共产国际的影响也不应忽视。
    通过对国统区各类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评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在认知的发展，还是在情感的表达，抑或是行为取向的凸显，在华北事变后，均形成了许多基本共识：
    --就认知方面而言：是较为系统的理性救亡意识的形成。考察认知水平，是评析态度变化的重要内容。华北事变后，国统区各类知识分子在间不容发的民族危亡时刻，凭其特有的优势和政治敏感，认真剖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势，努力探究民族危亡造成的原因，着力揭示抗日救亡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由此形成了关于抗日救亡的系统的政治主张。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为抗日救亡而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与决心。
    --就情感方面而言：是爱国情感的强烈。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乃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注与认识，由于自身优势与特点使然，往往比一般人透彻深远。基于爱国情感程度的深浅，往往产生不同的责任感。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秋，这种责任感就愈加殷切。从上文论析中可以看出，在华北事变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就如此。他们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秀传统，凭高度的责任感、义务感和危机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大潮之中。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与罪孽奋力诛伐与暴露；对国民党向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与退让表示强烈不满，并努力批判与揭露；对整个民族的觉醒与奋起，予以热烈的呼唤与期待；对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充满必胜的信心。由此可见，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是多么强烈！
    --就行为取向而言：欲全力投身全国抗战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华北事变后，要使全国抗战得以全面发动，有赖于整个国家实现和平统一，有赖于全国各界群众合力奋起。为达此目的，国统区各类知识分子更以其知识优势和实际行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力准备投身于全国抗战的洪流之中，从而进一步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收复沦陷的全部国土，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这种行为表明，在全国抗战之中，他们是积极的参加者和重要的一员。后来的实践证明，完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