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历史上疫病史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直到1970年代 ，这一状况才开始在西方史学界出现转机，随后，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 以来，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在中国海峡两岸逐步兴起①。在目下的明清疾病 史研究中，主要的还是医史学界从技术史角度对古今病名对照、疫病内涵与流变以及疫病治 疗等疫病本身内容的探讨②，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疫病的反应等内容，除少数学者有所论及外 ③，迄今尚无专门系统的论述。疾病，特别是瘟疫，并非只是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是关系到 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有关瘟疫的社会反应，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 缺的内容之一。
    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尽 管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次瘟疫都会引起上自朝廷、下至病家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救疗 ，但总体而言，社会各界对瘟疫的发生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对策。从这些对策中，我们不仅 可以看出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且还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 以 及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
    一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 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①。不过，到了明代，国家政策 开始逐渐转向消极，只有惠民药局的政策仍予继承。明中期以后更是普遍没落，渐由原本的 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②。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未随着新 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清朝统治者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下达，所以，江南 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到清代多已废而不用③，仅少数仍在瘟疫之年作为临时施药 之所而偶尔发挥作用④。而仍在发挥日常施药功能的就笔者所见，惟康熙时德清县的药局， 据康熙《德清县志》记载：“拯疾，本县惠民药局，每年动支，无碍官钱，则令医生收买药 材，修制药饵，遇人及禁囚有疾，诊视治疗。”⑤这自属于官方对瘟疫的救疗，不过它只是 官员个人的行为，与当时国家的政策无关。清代国家对地方医疗资源的制度性建设，大 概只有对地方“医学”的设置，清官制规定，“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俱未入 流--原注)，由所辖有司遴谙医理者，咨部给札”⑥。仅凭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欲对一个州 县的医药和救疗起到切实的管理作用，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这种设置至多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在德清，“医学，署缺建，但寄治药局而已”⑦。而清 中后期的一些方志则往往标明“今废”。
    由上述可知，清代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阙如。不过，制度之外，朝廷有时也会临 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圣祖除命粥 厂施粥外，还“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⑧。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清宣宗 就曾对京城的瘟疫的救疗发出过指令：“朕闻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 有仓猝病毙者，其或无力买棺殓埋，情殊可悯。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俱选良方 ，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⑨据王清任的记载，在这次救疗中，“国家发帑施棺 ，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⑩。救疗力度可谓不小。不过，这样的举措非但不常见，似乎也 主要限于京城。在江南，笔者未曾发现朝廷就救疗瘟疫而对地方官府提出过具体的要求，而 且从康熙在李煦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也很难说得上关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李煦 奏闻苏州“民间颇有疫气，地方官现在设立药局，选医调理”，玄烨批道：“知道了。皆因 一念等作反，民间无知，叫他哄了，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六月，李煦再奏“民间疫 气已消，间有一二患病未愈，地方官现在选医调治”，康熙再批道：“览此奏折，深慰朕怀 。以后收成若好，民命得苏矣。”①康熙在这两则主要奏报疫情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只字未提 疫气，表明他关心的主要是民间“作反”和“收成”，至于瘟疫这样相对并不“紧要”的事 ，既已采取措施，也就毋庸多言了。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对荒政最为重视、制度也相对最为完备的朝代②，然而何以对瘟疫救疗 态度却如此消极?其缘由：第一，瘟疫虽有碍民生，但毕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会对王朝 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危害。第二，正如梁其姿所指出的，因为官办医疗机构和事业效率低下以 及明中期以后，地方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充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的活跃不仅弥补了 政府的消极，而且比官办事业更具效率③。第三，还应该考虑到，在技术上，瘟疫的救疗要 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首先，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医疗水平和资源不尽一致，当时当地的 医疗水平和资源并不能保证有效地治疗瘟疫；其次，中医治疗讲究阴阳、寒热、虚实、表里 ，若不能对症施药，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次，疫情千变万化，病人遍处各地，延医治疗也复 杂 异常。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作统一的规定，反而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
    当然，国家缺乏救疗疾病制度上的规定，并不表明此非国家的职责，实际上养育民众、爱 民 如子乃是国家一再公开宣扬的教条，其职责理论上应该是无所不包的。特别是对地方官府 来说，长官乃“民之父母”，所以，子民染病，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责任，但只要有 适 当的资源可供调配，一般具有儒家道德信念的地方官大抵不会坐视不顾。他们采取的措施， 概括起来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