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同治《苏州府志》卷24《公署四·善堂附》，575、578、583页；黄蕴深编民国 《吴县城区特刊·慈善救济》，(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115页；王国平、唐 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369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7《善举》，980 -981页；同治《上海县志》卷2《善堂》，193、196页；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 局》，84-85页；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义举附，“丛书·华中”第11种， (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700-702页；民国《杭州府志》卷73《恤政四》，148 0、1495页；民国《岱山志》卷9《廨舍志》，“乡镇志专辑”第25本，496页；同治《鄞县 志》卷2《义举》，16a页，光绪三年刊本；光绪《六合县志》卷3《建置志》，“集成·江 苏”第6本，57页；光绪《江阴县志》卷4《建置·义局》，338-339页。
    从时间上看，此类机构虽各代均有，但乾隆以后，特别是嘉道年间，明显增多。而且据文 献记载，不少善堂在后来的改建或扩建中增设了施送医药的功能，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广仁 堂、上海同仁辅元堂、江阴杨舍堡同善堂等。在地域上，大多分布于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及 周边地区。另外，在这些机构中，专门的药局惟丹徒的尊仁堂药局①，其余机构的疫病救疗 功能基本都寓于同善、普济、同仁等综合性善堂之中，经费来源多为捐款及田产之租金等② 。
    首先，道光特别是同治以后，疫病救疗机构的发展趋势更见明显：第一，道光以后，综合 性善堂急速增多③。综合性善堂的增多也意味着疫病救疗机构的增多，据以上资料，苏州府 城所在的长元吴三县，道光三十年前共有此类机构6个(另外两个分别在常熟和新阳)，而此 后则增加了一倍，达12个④。第二，一些原本没有疫病救疗功能的综合性机构也纷纷增 加了这项功能。如咸丰九年始建的上海济善堂，同治二年(1863年)，“又添义学、施药、水 龙、水担及接办惠育之事”⑤。光绪时，奉化“邑内育婴、舍材，颇有善举，而独至施药一 项偏 有缺如之憾”，于是，“生员徐惠赞、贡生萧湘等集友百十余人，岁捐每人钱三百六十文， 建以为施药之地”，“制备时症丸散、损伤膏丹各药施之”⑥。正因如此，光绪《罗店镇志 》的编纂者指出：“吾里善堂初本为无力贫民代葬掩埋道毙而设也，迩年来如栖流、保婴、 恤茕、敬节，暨施药施医等善事愈推愈广。”⑦第三，除了时疫送药的综合性善堂日趋增多 外，同治以后，还出现相当数量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比如南浔施药局、丹徒卫生医院、 宝山真如施医局等⑧。这类医局到同治以后，在一些大城市中已为数甚多。
    这些医药局出现的时间与前面谈到的官方医药局基本一致，实际上，这些医药局不少是由 官民共同创办的。由于不像官方的日常疫病救疗几乎一度中断，所以从这里更容易看到这种 救疗的历史传承。这些医药局的功能主要是夏秋施医施药，与不少善堂(指综合性善堂，下 同)的功能是一致的⑨，而且它们本身与善堂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有的附设于善堂之中，如 宝山真如的施医局；有的最初就是由善堂筹建，如南浔的医药局；有的还由善堂承办，如川 沙医药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元善堂成立，经董陆应梅等，禀定章程，此事( 指医药局--引者)遂归善堂承办。”⑩另外，还有的直接就是旧善堂的继承和延续，如丹 徒 的施诊送药局，“旧系赵氏专力捐办，即旧志所载尊仁堂也。兵燹后，赵氏无力复兴，同治 五年(1866年)由县照会普仁、安仁两堂议办，令暂设普仁堂”(11)。这些表明，同治以后出 现了大量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其实与传统的善堂存在与发展有着非 常深刻的渊源关系，它与善堂的迅猛增加和善堂救疗功能扩展一道，共同促成了晚清社会疫 病救疗事业的发展。
    其次，更为重要的还表现内涵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经费来源上，过去的救疗机构主要依靠社会捐资或官员的捐廉以及他们捐助的田 产、房产的租金。这类经费来源，前者随机性强，缺乏稳定持久的保证；后者比较稳定，但 灵活性差，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由于难以保证得到长期强有力的管理，易致侵蚀 、流失。这些虽仍是同治以降出现的医药局或善堂的重要经费来源，不过已有机构开始以商 行铺户的抽捐作为自己的依托了。如南浔的医药局以抽丝捐为可靠的经费保证，具体办法是 “丝每包捐钱百余文”①。丹阳之栖流医药所，“医药之经费，酌收铺捐”②。除医药局外 ，不少具有救疗功能的善堂也采用了这种获取经费的方法，如同治元年兴办的上海保息局， “经费以丝捐为主”③。嘉兴府濮院镇的保元堂，“经费有葬会存息及丝绸菸茶等捐”④。 光绪时，宝山县的善堂，“经费由地方绅士先后捐置，及典铺月捐等项”⑤。相比之下，这 一经费来源不仅比较稳定可靠，而且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另 外，过去的施医送药完全是免费的，同光以降的医药局，虽然主体上慈善机构的性质并没有 改变，但施诊开始收取一定的号金，即挂号费，如真如施医局“凡来局诊治者每号收取号金 三 十文”。杭州的一医局，“不收看封，只要挂号钱廿八文”⑥。由于号金的收取，使这些医 药局可以做到经费部分自给。如川沙的医药局，“自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三年(内除光 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统计遗失)，共施医十万四千八百余票，收入大小银圆一千六百五十 二圆五百十三角，又钱二十一余千文。支出大小银圆一千七百圆二百十五角，钱五十一千余 文。所有不敷经费，由堂拨给”⑦。资金缺口已较小。这就为该机构的长久开办创造了良好 的基础。
    第二，医局的功能除施医送药外，逐渐增加了各科治疗内容，像川沙县医药局，“每年六 七两月，延请内外科二人，针灸、眼科、幼科各一人，来堂施诊”⑧。丹徒的卫生医院，原 本只是“常平施医”，光绪二十九年，经过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科、针灸、小儿等科疗 治”，已具有一些近代医院的色彩。可以肯定，在医药局中开展救疗活动，或留养病人，并 不是什么新事物，像宋代的安济坊就有类似的功能⑨，又如成立于乾隆五十一年的丹徒留养 所，也对留养病人，“内外医科，按期诊视”⑩。不过，道光以前，不仅由于常设的疾疫救 疗设施较少，功能也以施医送药为主，这种现象还比较少见。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济目的发生 了变化，以前施济的基本目的是救济“贫病”，施济的对象只是穷苦无依的病人，至于有钱 甚至普通的病人则不在施济之列。但当时专门的医药局施济重心已开始逐渐从贫向病转移， 至少病不再处于附庸地位。从川沙医药局的数字来看，每年的门诊数达近7000人次，与当时 西人开设的一些医院接近，已很难再说治病是无足轻重的。由于治疗疫病功能的扩展与施 济观念的转变相伴出现，使之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更加普遍的诊疗意义。如果再考虑到晚清医 药局经费来源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嘉道以来传统救疗机构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由纯粹的慈 善 机构向着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