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近代以来主流医疗机构--现代医院乃是由传统的善堂或医药局发展而 来的。事实上，现代医院主要还是适合西医的诊疗方式而发展起来，故不大可能是传统医药 局 的逻辑发展结果。不过以上陈述已经暗示，现代中国的医疗方式的形成至少与传统医疗资 源关系密切，或者说，西方医药文明与中国传统医药资源共同促成了现代医院的出现和发展 。首先，前面谈到，日常性疫病救疗机构的扩展趋势开始于乾隆中后期，特别是嘉道时期， 有些变化虽然出现在同治以后，但就变化的内容看，主要还是传统社会自身所孕育的。其次 ，早期的西式医院基本都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建立，它们与传统的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 不大。传教士最初设立医院主要是希望用治病这一手段开拓他们的传教事业，因此早期的西 式医院也都是免费施药的慈善机构，经费也主要源自教会的拨款和地方人士的捐助。如上海 的 同仁医院于同治六年(1867年)“为中西人集资公建”①；苏州的博习医院，光绪九年(1883 年)初“柏乐文等得教会拨款及苏州地方人士捐助”而建成②。其区别似乎还主要体现在诊 疗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在传统的医药局几乎没有什么治疗器械及手术室之类的机构，但西医 不同，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的福音医院，“设立临产室、割症室、男、女病房和‘疯 癫’病房等”③。宣统元年落成的上海医院，建房舍，“糜三万六千余金，其购置器具及割 症用品，添建疯病房等复糜万余金”④。这种区别可能主要是由中西医诊疗方式的不同造成 的，而非体制或理念上的差异。由此可以说，两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再次，西式医 院的发展本身亦与传统医疗资源有关。西式医院由传教士引入后，中方人士就很快介入了， 如上海同仁医院，主持者是中国的黄春圃⑤。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有不少医院本身就是国 人所建，比如常熟的博爱医院，为青浦的周清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设⑥。即 使是教会主持兴建的医院，不仅经费上主要依靠就地募捐，在管理和医疗上，国人的参与也 日益增多⑦。显而易见，没有这些积极的参与和支持，西式医院的推广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最 后，由于20世纪以后，西方文明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故而传统的医 疗资源与发展亦渐渐被包容于西式的医疗名称和形式中而被掩盖。如医局、医药局之类名词 清末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为医院所取代。然而有些冠以医院之名的救疗设施，与传统的 医药局有着明显的类似，如丹徒的卫生医院、上海的时疫医院⑧等。又如，光绪末，苏州的 杨君谋在上海时疫医院建立后，也计划照上海的办法，谋建疫病院，并拟定了条约，其中云 ：“一、疫院专治痧症、泻症、痢症三者，他均不纳；一、疫院诊病，不论贫富贵贱，一概 接待；一、疫院治疗概不取费，俾病者可无妨碍，从速来院；一、疫院开于五月底，关于九 月底，计历四月。”经费来源计划“由商会提议，在各店铺捐集”，最终因苏商总会以该会 “于慈善事业按照定章向不与问”而告流产①。从中不难看到当时一些冠以医院或病院这样 的近代名词的医疗设施，其实包含着不少传统的内容。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并不是要否认西方的影响，而是不希望人们蔽于现当代西医和西式医 疗设施的一统天下，而看不到传统疫病救疗资源的发展及其对近代医疗设施的影响。
    三
    受国家职能和实际行政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清代国家很少在制度上对疫病救疗提供法 律的依据和实际的指导。不过，这一事业仍是国家没有界限的、模糊的职能的一部分，故在 没 有朝廷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地方官府也可能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 ，尽管它要受到官员的个人素养和能力、地方社会和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救 疗既有临时性的举措，也有日常的设施。就形式来说，它们基本都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新事物 ，不过自乾隆中晚期，特别是嘉道以降，出现了日常的救疗设施渐趋增多等变化，表现为除 了数量增加和同治以后专门的医药局突然大量出现，此外在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善色彩 等方面，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改变。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比如丝捐、铺 捐等)，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 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未必会直接导致现代医院的出现， 但至少在社会医疗资源上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地方官府 也开始较多开展日常性疫病救疗的活动。这些，最终为清末国家在有关方面职能的改变做了 重要的铺垫，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动并不全然是因为西方文明 的促动，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变化。
    在目前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理论中国家与社 会的对抗或对立当做自己的预设前提，在揭示民间社会力量日趋增强的同时，尽力挖掘社会 力量与官方的对抗以显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②。然而我们于此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非 但没有出现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的日趋严重的对立，相反却在兴办医药局之类的事业中出 现更多、更为广泛的合作。清末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也完全不存在国家和官府职权退缩的事 实--实际上是具体职能的明确化和扩展。在清代江南，国家和社会，或者说朝廷、官 府和社会间区别虽然明确存在，但像西方那样的绝然对立却没有出现。对当时中国的国家和 社会，不仅需要从朝廷、官府、乡贤、民众等这样更为本土的名词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加 以理解，还有必要暂时抛开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以合作与互补这样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 认识它们的互动。清末国家将原本主要由社会力量承担的事业纳入官方的制度化的轨道中去 ，不 仅不是对社会力量的扼杀和限制，很大程度上还可视为对社会力量行为的一种呼应。而且由 于其社会力量的救疗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从现代的眼光来看， 这虽然是一种可资且必须利用的资源，但如果缺乏国家的调配、管理和某些强制性规定，这 种救疗也就很难取得全面的效果。因此，国家具体职能的拓展，或者说国家无所不包、笼统 的职能的具体、明确化，与社会力量的强大和活跃一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