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设局延医诊治。这是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最主要的手段，贯穿于有清一代。现将笔者 所 搜集的有代表性的记载摘录如下：
    国朝康熙十年，(杭州)大旱，大疫，总督刘□□择名医设药局于佑圣观，自八月至九月， 活人无算④。
    乾隆二十年己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知府赵公酉，设局圆(玄)庙观，招 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⑤。
    (道光四年)六月，徂暑，(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 臬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 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地⑥。
    (上海)施医局，借设药王庙，同治时巡道委员办理，每年五月起九月止，延医诊疾给药⑦ 。
    (丹阳)医局，光绪间知县刘德麟因夏疫，照会孙铭等创设，施医药两月，经费以知县捐廉 及城厢铺捐充之，自是每年开办①。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发现，官办的医局大多出现在苏南、浙西的大都市及周边地区。这可能 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国家并无有关的明确规定，地方官府设局救疗基本只是一种个人行为 ， 故一地出现疫情，官方是否采取行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地方官个人的仁心和能力；另一 方面，医药局的设置跟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或者说社会力量直接相关。
    另外，从资料的排比中还可发现，同治以前所立的医药局，都是临事而设的临时性机构， 此后则出现了众多常设的医药局，而且设立的时间也未必是有疫之年。这一现象反映了官府 和国家职能变化的新动向，即在社会力量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促动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渐 趋把日常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在清末新政中，卫生和医疗职能更加明确和制度化 了②，体现了国家和官府职能的某种扩展。
    2.制送丸药。延聘名医对症裁方，固然有益疫病的治疗，但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官 府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请人备制丸药分送病人的办法，藉此扩大救疗面。如在康熙年间， 宁波“岁疫疠，郡太守开局施药，(范)洪宿精心炮制，铢两不苟，赖以活者甚众”③。康熙 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 、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④。
    3.建醮祈祷。由于鬼神司疫仍是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认识⑤，所以，建醮祈禳以驱避疫气 的方法也常常为一些地方官所使用。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 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 霈，沴气旋消，吴民大悦”⑥。不论这能否起到实际的效用，至少仪式本身显现了官府的 职能和权威。
    4.刊刻医书。在大疫流行之年，刊刻切中病情的医书，以使更多的人得救也是当时常见的 救疗手段，这主要由社会力量施行，但也为一些地方官员不时采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 ，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痌(K24M202)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 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⑦。
    此外，官府奉国家之令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 ，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也都应是救疗行为的一部分。这些 都是有待专门研究的课题，于此不论。
    二
    社会力量是指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 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 性施医两类。
    (一)临事性救治
    与官方相比，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积极主动得多，在一些资料比较丰富的中心地区， 比如苏州、江宁、杭州、上海等地，对每一次重要疫情，几乎都可发现相应的乡贤或慈善机 构开展救疗活动的记录。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