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严复提出了救国的根本出路：第一是“鼓民力”。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那么国家要富强，先要人民的体力强健，才可以和外族竞争。因为一切兵战学术都需要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开民智”。这主要是指学习西方科学方法。中国人让六七岁童子就读高深的哲理，对于开发智慧毫无用处。就是科举、考据、词章、义理、心性之学也非真知识。相反，这些东西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锢智慧、滋游手、坏心术等严重后果。因而要废除科举取士的八股制度，设学堂，讲西学，以研究自然、注重实验为主。第三是“新民德”。中国的教育只限于少数士人享受，其他的农工商贾各阶层都没有受良好的教育机会，所以德育根本谈不到。因此，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代替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把教育真正普及到大众中间。第四是“立宪政治”。其主要措施包括乡举里选与土著为吏两个方面。所谓乡举里选，就是由民间选出代表来设立议院，决定一切人材的使用，法制的废立都由民意为标准；土著为吏就是地主自治，使一地方的人自己推举代表来管理当地的政治，养成百姓自治的能力。而在这四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重要。只有老老实实从“愈愚”的教育文化工作做起，从全民族的教育即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上着手，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强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在《辟韩》篇中，严复对韩愈的名著《原道》所提出的君主起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它首先有力地批驳了韩愈宣扬的“圣人”万能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初起之时，如果存在“圣人”的话，那么他们都必须是野兽而不是人，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界的伤害而夭亡；其次，《辟韩》还批判了韩愈关于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指出，老百姓是从事生产，互通有无，共同生活的，决不是只为了供养国君。君和臣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置的，国君和大臣如果不能实现为民除害的使命，就应该被抛弃，并引用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揭露封建君主“窃国大盗”的本质。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原道》在揭示古代社会国家产生、发展的进程方面，不无理论价值；而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现，但严复的论述，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与历史观念的否定，这在当时不啻为震天的惊雷，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严复之批判封建专制，并不彻底反对君主制，而是有所保留，希望依靠开明君主的力量来推行维新事业，在《救亡决论》中，他就劝光绪皇帝学习先祖康熙“勤苦有用之学，察究外国之事”。这种倾向在他的晚年，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地位的缘故，变得尤为突出。
    第三，与反对专制相应，严复对民权（民主）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提出西方人民知道政府为人民办事，所以“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原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是自由的，有权力参预国家大事的决策。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早期翻译《原富》中的一段按语。在翻译《法意》时，这个原则仍没有变。他说：“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他还通过《法意》一书的翻译，集中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三权分立”的学说，与封建帝王所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不仅给欧洲的法国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它被介绍到中国来，无疑也在客观上否定着封建专制的统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为了抵御外国侵略，为了宣传变法维新，必须找到一些理论武器。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念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严复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武器，站在时代前列，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表达了人民救亡图存的愿望。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根本立场的限制，严复在具体地分析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理论上的折衷与调和。
    （二）黜伪崇真的学术思想
    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这是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共同信念。由此出发，严复高举“西学”旗帜，从学术角度对“旧学”进行了理论批判。他的这一批判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在对中学和西学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运用自然科学经验归纳的方法，对“旧学”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旧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等加以全面的否定，同时将西方经济、学术等思想理论大致系统地介绍进来。
    第一，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严复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因此，中国传统的旧学是“无用”和“无实”的。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是因为它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盲目崇信，他认为，旧学所据以进行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先验的，所以其结论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作为演绎推理出发点的大前提必须是从科学中归纳得出的可靠知识，例如数学中“公论”（即公理），决不是什么“心成之说”，而是经由“内籀”（归纳法），研究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而抽出其中的共性所得到的。严复大力宣传自然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要求从古书成训的传统名教下解放出来，这在理论上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而在实践上则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依赖科学去发展工业，并借助于科学去激励自己对前途的信念。
    另一方面，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又是有所鉴别与选择的，如他赞同斯宾塞关于自然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但却不同意其“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消极观念。到了晚年，他的中西文化观有所改变，提出了“拿来主义”的重构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我更新的方案，他称之为“熔中西为一冶”，“合一炉而之”，主张对儒家思想学说“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这些具有辩证法精神的观点和方法，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启示，值得借鉴。当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并不全面，更不完全正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转向对西学的完全否定，将其概括为“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转而从“泽被寰区”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寄托，就充分证明他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并不透彻。但在维新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的上述认识却对开启思维、转变思想观念，从而推动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