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女刊、宣传解放的自救意识
    辛亥知识女性业已具备了创办报刊、争取舆论的宣传意识。秋瑾即认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办报不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知识女性掀起了自办女刊的救亡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到1911年，海内外创办的各种女刊共30多种。颇具影响的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陈撷芬创办的《女报》、燕斌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张汉昭等人创办的《神州女报》等。这些报刊力图通过女界自己的声音来改变以往由男界代为立说的局面，标志着辛亥知识女性自救意识的日趋成熟。
    辛亥女刊以批驳旧世界、描绘新世界为重心，并一以贯之对女性国民心态予以关注，高扬着解放妇女的主旨。女知识分子笔锋直指桎梏妇女的封建礼教。秋瑾以浅近易懂的文字，悲愤地写道：“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注：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 1907年。）可贵的是，知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挞伐已与批判封建君权相结合，并以“与国家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点。譬如，吴弱男就说“中国之萎靡，非自今日始。迨秦政起而实行压制，百姓俯首贴耳，牛马不若矣。”（注：吴弱男：《问中国如何能独立》，《女子世界》第4期， 1904年。）胡彬夏沉痛地指出：“今日中国所以衰颓之故，莫不知由于女子之为废人。”（注：《胡彬夏在无锡“天足社”的演说辞》，《女子世界》第4～5期，1906年。）何香凝则饱含热情地号召“吁！我同胞，其勿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注：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第4期，1903年。）基于此， 女子报刊不遗余力地鼓吹“女国民”和“新女界”的观念。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燕斌在《社章录要》中就明确宣布，本杂志主义五条：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提倡道德，鼓吹教育；破旧沉迷，开新社会，结合感情，表彰幽遗（注：《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 其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新女界”。
    在知识女性看来，妇女要谋求解放，不能静待男子的施舍，而要树立自救意识，尽一分国民之责任，求一分国民之权利。陈撷芬撰文《女界之可危》曰：“国既为公共，宁能让彼男子独尽义务，而我女界漠不问耶？非但彼男子欲始终鄙我，不能平等，即彼男子以平等与我，我辈自由，问能无愧乎？”进而提出“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注：陈撷芬：《女男之可危》，《中国日报》1904年4月26 ～27日。）莫雄飞则勉励中国女性应以法国女革命家贞德为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注：松江女士莫雄飞：《女中华》，《女子世界》第5期，1904年。 ）当时的女子报刊不少专设“译林”、译述”“海外珍闻”人物传记”等栏，广泛宣传西方女权运动及其杰出的妇运领袖，力图为“女国民”找寻学习的榜样。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女子刊物多为短寿。但其不惜笔墨陈述的解放妇女的思想，却引导着广大妇女不断地强化自救意识。
    投身革命、共赴国难的爱国情结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以炽热的爱国情结将妇女解放运动融入到了广博的社会革命中，力求和男子共赴国难，以争得完整意义上的人格重塑和国家重建。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名可查的380 多位精英女性中，女同盟会员就有54人，个中尤以何香凝、秋瑾、林宗素等为著。这些女性或不畏艰险，苦学技术，试制炸弹；或机智勇敢，伪饰结婚嫁娶，为起义队伍运送武器；或秘密组设机关，掩护革命党人；或参与暗杀活动，实践反清志向等。譬如，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为谋刺清政要员，以方君瑛为首的同盟会暗杀部多次冒险行动；为准备反清起义，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以培养革命力量，并组建了皖浙一带的“光复军”以为起事。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武昌起义爆发后，远在国外的女留学生心潮澎湃，纷纷踏上了归国之途。其心态一如女留学生吴墨兰所言，“妇女都在为革命尽力。我打算19日去武昌。回国后自然是参加可敬的苏氏姑娘组织的娘子军，为革命而战……假如不需要娘子军，那我就深入内地，或演说或做密使，决心为革命奉献自己的生命。”（注：《吴女士和叶女士》，《东京朝日》（日文），1911年11月15日。）此处提及的苏氏姑娘是指东京女子医学校学生苏淑贞、苏洵贞姐妹俩。她们和林演存、林贯虹、唐群英等 8人组成的女子红十字军，于1911年10月19日回国参战。11月19日，又有9 名女子医学校的学生同其他留学生一起奔赴国内战场（注：《博爱丸的首次航行》，《东京朝日》（日文），1911年11月20日。）。此后，国内战场到处可见留学生的飒爽风姿，不少人逐渐成长为女界领袖。
    与此同时，国内女界已在光复之役中大显身手。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自筹药品，亲率赤十字会转战湖北前线两个月，救护伤员达两千人。上海爱国女校学生也勇赴南京助战。一时，投笔从戎成为知识女性的最新选择。这种心态一如吴淑卿在《从军文》中所言：“观今之世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应尽国民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志不可。”“愚生并非图日下之荣耀，只求其同军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敌地也，杀尽国奴。”（注：《女革命军首领义侠吴淑卿全传》，转引自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96年版。）吴不久就招募了一支约二百人的娘子军， 揭开了女子从军的序幕。上海妇女在武昌起义后，组织了5个北伐军事团体， 即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武装力量约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强。她们宣称：“天赋人权男女本无一轩轾，人自为战，雌雄可立决须臾”（注：《申报》1911年11月13日。），表达了誓灭清廷的革命决心。当时女子军事团体“军纪风纪肃然可观，由帼须眉中外特色。”战斗时“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注：《申报》1911年11月26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备战心态渐趋完善。她们认为直接征战沙场还需以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为后盾。为此，“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确定了“练习武学，扶助民国”的宗旨。“女子尚武会”确定“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此外，知识女性还组建了各种革命后援团体。这些团体的募捐活动颇具声势。伍延芳夫人率先发起“上海女界协赞会”，除由会员直接劝募外，还委托各学校各报馆代收捐款，很快为革命募得2万余元。同期，苏州、 无锡等地均成立了女界协赞会。这时，留美女博士史风宝、史风珠在上海张园举办音乐演唱会，为北伐军募捐。上海竞化女学校长沈钦苓等人还组织了劝捐手工御寒品会，动员苏、浙等地的女界人士或赶制或购买绒手套、围巾等，分送北征将士。唐群英、张汉英等人成立的女子后援会则一面派人往各处调护革命军受伤士兵，一面在各省筹款（注：以上资料散见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知识女性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全国形成了同仇敌忾的革命形势。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投身革命、共赴国难的爱国情结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肯认：“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注：谈杜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5、63页。妇女共鸣社1 936 年版。）此论委实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