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团、勇争参政的女权心境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已开始形成了集结意识。秋瑾即曰：“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注：《秋瑾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为达此目的，早在留日期间，秋瑾就同陈撷芬等对留学女生中的“共爱会”进行了重组，改名为“实行共爱会”，并自任“招待”。希冀将此会发展为“结二万万女子之团体。”（注：《秋瑾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回国以后，她又艰苦创办《中国女报》。除用以宣传外，亦欲据此来“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注：《秋瑾集》，第1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这些宏愿虽未能实现，却鲜明地标示出她对“合群”的渴望。张竹君亦指出“要而论之，欲言救国……女子所宜先者，则首自立自爱，次则肆力学问，厚结团体。”（注：《记张竹君女士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 ）吕碧城还专门著文《女子宜急结团体论》，阐述结群之要义，表达了“故吾深望同胞，急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大团体，一人倡而千百人附”的急切心愿。（注：吕碧城：《女子宣急结团体论》，《中国女报》第2期，1907 年。）
    基于上述“合群”的心理认知，辛亥知识女性共组织了约35个妇女团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1.与政治运动有关的组织，如“共爱会”、“女界协赞会”、“女子参政同盟会”等。2.与教育有关的组织，如“女子兴学保险会”、“留日女学生会”、“湖北女子教育会”等。3.与谋职有关的组织，如“女界自立会”、女界合群求进会”、 “女子手工传习所”等。4.与福利有关的组织，如“卫生讲习会”、“女子进行社”、“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等。5.与社会运动有关的组织，如“女子后援会”、“女子劝捐会”、“劝募手工御寒品会”等。上述妇女团体遍布全国8省4市及日本东京，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好转，女子参政问题凸显出来。一些知识女性深信妇女参政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导，“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注：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359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在她们看来，“女子之有参政权， 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今日不实行，必有他日；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不若乘此时机立完全民权之模范。”（注：《杨季威致某报记者书》，《妇女时报》第6期，1912年5月1日。）于是，她们高举“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妇女参政”的旗帜，以妇女参政团体为依托，掀起了勇争参政的女权运动。
    这一时期，女子参政团体如雨后春笋， 竞相生长。 譬如在上海，1912年3月，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宣告成立。“以联合全国女界， 普及教育，研究政治、提倡实业，养成共和国完全高尚女国民为宗旨。”并创设女子完全法政学堂，以为参政作准备。4月， 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联合其他各省的妇女政治团体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宣布宗旨为：“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此期，以吴木兰为会长的女子同盟会也壮严宣布：“本会之设以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10页。）此外， 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等团体也纷纷崛起，进一步壮大了上海妇女参政队伍。在其他省份，妇女参政团体也颇具规模。如在湖南，女子参政同盟会湘省支部参加的有800多人，并办有《女权报》，以参政为目的， 一时轰轰烈烈（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6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在湖北，陆国香、吴淑卿组织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黎元洪夫人为会长，并成立法政学堂，“发扬女德，灌输女识，以为参政女子预备。”（注：《盛京时报》，1912年4月19日。）此类团体，不一而足。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约法期间， 妇女参政团体多次上书参议院，言明妇女参政心声。唐群英等几十名妇女上书孙中山，坚决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以重法律，以申女权。”（注：《时报》，1912年3月23日。 ）当临时约法排斥了妇女的参政权后，唐群英等人义愤填膺，于3月19日、20日、21 日连续三天大闹参议院，踏倒卫兵，砸烂玻璃门窗，以过激行为表达了妇女勇争参政的强烈心愿。临时政府北迁后，知识妇女群紧追不放，联翩北上，并在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言中表达了誓死力争的决心：“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16页。）8月10日，在闻知《参议院议员选举权》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又一次将妇女排除在外时，住在北京的60多名妇女浩浩荡荡涌入参议院，宣称以最激烈的手段对待。当参议院开会时，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不顾巡警的阻拦，入特别旁听席，用激烈的言辞与议员们辩论，表示“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注：《女子参政者辱骂参议员》，《盛京时报》1912年12月12日。）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袁政权“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我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注：《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册，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然而她们这种精神却鼓舞广大妇女不断为之奋斗。辛亥革命后，广东省议会章程就规定女议员为10名，庄汉翘、黎金庭、李佩兰等10人当选为女议员。其中，黎金庭还被任命为宝安县县长。这是辛亥知识女性冲刺政界的最初成果。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贯穿着炽灼的爱国激情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贯穿着对“女国民”身份的深深追逐，贯穿着对既存的黑暗之道的大力挞伐。她们的心态已超越了传统女性的既定模式，代表了当时妇女的最高心理水准。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下，辛亥知识女性已开始借用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为妇女解放运动摇旗呐喊，并不失时机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女权发达之概貌，身体力行地求学异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她们的心态亦显示出一定的成熟。她们已突破了狭隘的个人主义，注重走“合群”之路，动员妇女投身自救运动，但又不失与男子联手共赴国难的壮举。此外，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妇女群的心态始终伴随着战斗性。她们不光运用笔墨与反对派进行彻底的论战，而且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充作后援并征战沙场，为全国妇女树立了楷模。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已具备了多项近代化的因子，它昭示出了女界思想意识的伟大变革，并为此后妇女运动的全面升华奠定了心理基础。
    然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辛亥妇女群的解放心态亦存在多层次性和不稳定性等总体缺憾。譬如在参政问题上，知识妇女群就有以唐群英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伍廷芳夫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之分，表明知识女性即使在重大问题上心态也未能求得同一，削弱了整体战斗力。加之知识妇女群系突发形成，理论准备不足，且未能得到广大劳动妇女的热情支持，因而当反对派加强封建攻势时，其心态的不稳定性就表现得尤为彰显。譬如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各种妇女参政团体就开始烟消云散，其领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卷中，迅速分化瓦解。一些人革命心态不老，流亡海外继续斗争；一些人则丧失了革命意志，陷入悲观之境。个中不乏自杀者、抑郁而死者、遁入空门者、沦为妓女者，甚至有的叛变革命，如沈佩贞摇身而为“洪宪女臣”，吴淑卿蜕变为扑杀革命的鹰犬，等等。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