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明中后期隆庆朝的内阁元辅，当时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大改革的前行者。这样的历史人物，早就为学界瞩目，前辈史家如嵇文甫、牟钟鉴等先生都有专门的研究与评论。200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刊行《高拱全集》，把高拱一生著作结集出版，而且还附录了《高拱生平文献》和岳天雷先生所撰《高拱大事年谱》，为高拱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这一历史人物事迹愈发清晰，其政治家形象更为突出。此外，近二十年来，关于高拱学术、政治思想，其人其事及与高拱相关人物研究的作品多有出版。尤其是韦庆远先生《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①对此历史人物作了精当、中肯的剖析与对比评价，给人以启发与借鉴。2008年8月，新郑市人民政府专门组织举办了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学人们提交了一系列高拱研究论文，把高拱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高拱处在明代政治社会大变革时代，他对16世纪早期的大改革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对这个时代进行再探索时，无论如何也少不了对这类历史人物的深入思考，因而，对高拱还应保持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的撰写，意在对高拱其人其事作进一步的考察，并通过这一个案的研究，希冀对广义的人物研究、传记撰写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诸如高拱及其相关政治人物的叠加探索，或多或少能给人物研究以一个整体的关照。
    一 关于高拱的别号和纪年问题
    人物研究、传记撰写，其客体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字、号，人生历程等，与他们的伟大贡献相比，都是些细小问题。然而，将其考证准确、全面，却是最基本的要求。
    古人，特别是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多有字、号，乃为中国姓氏文化之一特色。高拱亦不例外。高拱(1513-1578)河南新郑人，字肃卿，别号中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本多处称高拱为“高中元”：如卷一五《乙丑会试题》记，“高中元主乙丑会试”②。《出题有他意》道，“隆庆初元，高中元以次揆聚劾去”③，等。清代朱廷献等撰《新郑县志·高拱传》中有“高文襄公讳拱，字肃卿，别号中元”④之辞。韦庆远先生《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书中第239页引用《万历野获编》文字，在“高中元”后加“中元为高拱别号”之说明。当代明史专家杨廷福及其子杨同甫所编《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⑤一书中，标示高拱有“中元”等别号。拙文《高拱传》⑥，也称高拱号中玄，或中元。据同仁介绍，“北虏款贡碑”上镌刻有“中元高公”的名号⑦。高拱别号“中元”一说，在历史上留下了印痕。对此，《高拱全集》编者认为，有“高中元”三字之本子，都刊刻于清康熙年间，因而它们是为避康熙讳，由“中玄”改成的，并将高生平文献中凡出现“中元”处，都改为“中玄”。笔者经过查阅和考证，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还要进一步指出，既然“中元”这一别号，是在清康熙朝乃至道咸时为后人所改才有的，那么，“中元”一号，在高拱有生之年实属子虚乌有⑧，所以这不能说成是他的别号。高的别号只有一个，即“中玄”。人物研究对象的字、号等，应该加以认真辨别，确有的，尽量写全；后人所改的，不能算数。
    高拱的生卒年，史料记载十分清楚，如郭正域《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记：“公生于正德七年壬申，卒于万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岁。”高的生年并无含糊之处。其同僚张居正记得很为具体，言：“嘉平之十又三日，为公诞辰。”⑨嘉平即腊月。时人张一桂说：“皇帝御极之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今少师中玄高公初度之辰，盖春秋六十矣。”⑩但不少高拱研究著述，都把他的生年换算成公历1512年。其实高拱生在正德七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按公历算，其生日已经跨到第二个年头了，即1513年。我曾作高拱传记，虽在高姓名后加上“(公元1513-1578年)”，以示其生卒年，却没有作任何文字说明。高拱生年是公元1513年，当无疑问，但1513年是正德八年，如此推算，高拱其后的行迹又与事实有出入了。所以，准确的做法是，除了在括号中写出公历年，还须在文中表明：高拱“生于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万历六年七月初二日卒于家”。
    受明清人所撰高拱生平文献的影响(11)，有些相关著述采用这种说法：高拱“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我作《高拱传》就如是说。若按公历，高拱17岁，应该是1529年，也即嘉靖八年。但这一年正是礼部考进士年，不该再有乡试举人之事，因此，这年高拱“魁于乡”是不可能的。若统一以纪年来推算、叙事，就不会出现这种差错了。
    从以上不经意造成的纰漏中，我们认识到，撰写人物研究著论、传记，客体生命历程中之桩桩件件，都应该统一以纪年叙事，这样才不至于出差错。有的事迹，若能精确到年、月、日，甚至时，则更好，更利于历史细节的考证。如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就不至于换算成公元1512年了。
    二 关于人物资料的引证问题
    撰写人物传记、评传，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具体研究，是历史学或者说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然而，有深意的人物研究，除将人物的生平事迹叙述明了清楚外，还应反映出人物的个性特色、精神命脉，也就是说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即描绘出这个人物所处时代对其心灵深处的影响，和在复杂斗争旋涡及社会生活中，他是如何追求自觉期望的目的而进行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也是人物研究的一个难点。若要达到这一步，从资料的角度考虑问题，仅用时人或后人的碑传文献远远不够，最应花大力气考究的当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这里所谓的“原始史料”，主要是指人物或传主本人的著述。具体到高拱来说，是其本人的著作。
    所谓碑传文献，即高拱在世或身后，其亲戚、友人、同僚及子孙为他写的赞、序、墓志铭、传记等，再就是实录记载。这些资料的确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生平片段，有些则是对传主一生行为、思想的高度概括，还有时人或作者本人对客体评价的各式素材，这些无疑都是我们现今研讨和创作的基本资料。但这些资料无不加上了碑传文作者的主观体验，构画高拱其人其事，同时也折射出作者本人的价值评判(虽也有传抄的)，所以，明人郭正域与王世贞的看法相左，沈德符和清人张廷玉又有差别。这些资料，对人物纷繁表象下复杂的心理状态总是难以把握的。非自己亲历亲为，事例的细致程度也不免打些折扣。利用这些材料，必须经过很好的比对、甄别和取舍。而高拱本人的著述、奏疏、书信等，尽管也大有冠冕堂皇，弄虚作假，甚至文过饰非之笔，然作为窥管人物心理活动的素材自有其特殊价值，对有些亲历事件的描述极为详尽周到，非他人叙述所能比拟。
    军事边功，是高拱一生中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惟有此事，较少受到当时党争的干扰。我们就以此为例子来说明上述问题。
    第二次入阁后，高拱虽兼理吏部，但因边患严重，他无时无刻不牵挂和运筹防务大事，在奏疏里生动地反映出他对军备的良苦用心。他形容自己，对待军务从来都是“悉心经画，昕夕弗遑”(12)，常“中夜以思”(13)、伏枕而虑。其重要主张是，认定兵备之事首先在于用人得人，因为“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者”(14)。同时也认识到九边中“宣大尤紧要锁钥”，因此他采取了先迁调有功之臣--兵部右侍郎王崇古到宣大、山西任右都御史，总督那里军务大事；又“运用议处本兵添设赞佐，又取督抚数人于内备用，又各备兵粮之官，明战守之职”等步骤。一旦秋季战事到来，敌方大举进攻，高拱随时可指挥军队“分布备用，诸大臣背城列阵，有人随兵督饷，有人防卫山陵，有人护守通粮，有人俾各镇督抚诸臣专御敌剿杀……又传勉诸将领作其勇敢，冀共收敌忾之功”(15)。各种经画，在其本人的叙述中，是那样的清楚有序，简洁明了，读后使人对这一高官的军事部署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