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高拱与徐阶、张居正的关系及人物局限性问题
    高拱与其前后任--徐阶、张居正的关系，是高拱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高正是在与徐、张等共事和争斗中完成他的政治人生的。任何孤立地看待他们中的单个人物，而忽略了其内在联系，不做比较性的剖析，都会使笔下的人物单薄逊色。但要做到这一点同样是个难题，难就难在务必对三人都作出深入研究。当然，笔者在这短短的篇幅中，也不可能将三人(甚至是三股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铺叙得清楚又确切，只能择要述之。
    近年来，史家对高、张关系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韦庆远先生的见解：认为“两人在执政方针和学术思想上均具有高度一致，协力同心”，取得过卓越业绩，奠定了万历改革大业的基础。是权力欲误导了人物，情绪淹没了理性和良知，使他们关系破裂。(28)韦先生周密的论证，分析在理，结论精当。
    而对高拱与徐阶关系的看法，学界持有不同观点。《高拱全集》编校者岳金西、岳天雷先生认为：“高徐之间的矛盾，是政治见解分歧的矛盾，即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是思想体系对立的矛盾，即实学与心学的矛盾，从而导致权位的矛盾。”(29)而刘志琴先生却认为，“徐阶在嘉、隆之际，做了许多匡时纠偏，除旧布新的好事，循此推进，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改革的新局面”(30)。徐与高、张一样，都是有除弊更新，励精图治的理想和能力的人。(31)徐阶还是隆庆初年吏治改革的始作俑者。而徐阶起草遗书等引起高拱不满，高拱是“挟私报复”。当时“高拱没有胆识和度量摆脱一己的私仇……高拱要想有所作为又丢不开个人恩怨，这就失去了改革的重要前提，再也不可能迈出前进的步伐”(32)。
    受前辈学者研究的启发，我认为，这三位名相，同处于明朝皇权不严密，甚至可说皇权几乎被闲置的当口。在封建专制的明代，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政治重心则常常下放到内阁手中，那么谁成为首辅，谁就能把握朝廷最高权势。正是权力欲的支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内阁中愈是有能量、有作为的人物，同室操戈愈是不可避免。徐、高、张三人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政治套路。他们中虽也有过合作，如高与张、高与徐之间，但更多的则是深刻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角逐权力是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徐阶与高拱，他们确有政见和处事方式、性情上的重大差别，学术取向也大相径庭。总的说，徐守成、圆滑、稳健，高激进、果敢、伉直。这表现在政治见解与处事方式两个方面。但历史又是复杂的，若要说高、徐有改革与保守之分，也未免绝对了一些。先不说徐在主政期间，在吏治上的改革是大有成效的，《明史·徐阶传》评论徐“保全善类”、对“嘉、隆之政多所匡救”。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也有从徐阶的施政方针中汲取合理成分的。当张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他自述：“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33)，此“所受之”，即是指他接受和得益过徐阶的思想和成就。这当不是虚无之语或溢美之词。诸类事例自然不足以说明徐就是一个改革派。然而，说徐属于保守派显也不妥当。另一方面，高拱在逼徐阶退田过程中，既非一种打击大地主的改革行为，也不完全是私仇报复。这一点我仍同意韦先生的说法，“谓高拱出于公议而挟有私怨，庶或近之”(34)。
    高与张，二人在治国方针上并无重大分歧。在治世优势上，原本各有千秋。高拱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他的作为，为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后来者居上，张居正执政后，在社会经济、吏治人事、边防、司法、文教等主要政策方面，进行了全面或可说更大规模的改革。他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贡献，无与伦比。张居正既继承了高拱改革朝政中的成功元素，也汲取了徐阶施政方针中的合理成分，所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张居正改革的深入，除了因为他碰到了皇权不够强盛的机遇，也是因为他比高拱更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善于利用和借鉴前任政治人物的各种资源，因而成为当时最有建树的改革实践家。
    照此看来，高与徐、与张关系，没有改革、保守之分，其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改革与保守之争。他们之间的进退、上下，与改革、保守没有直接联系。这样的看法恐怕更合乎历史实际。
    高拱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敢创新的政治家。然但凡历史人物又有其局限性，高拱也不例外。人物研究，只有反映出其进步性、局限性两个方面，才能使他们形象更加丰满、可信。高拱的局限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外，我以为最突出的一点，是其性格上的缺陷。因为性格是行为的重要条件，性格是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性格决定命运。
    高拱同时代及清人大多对其性格有如下评价：粗暴(35)(甚至是暴戾)、“多快恩仇，私亲旧门生”(36)、“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尤负才自恣”(37)。“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38)“新郑秉政，是相材也。而愎且忮，报复恩怨无已。”(39)由此看来，粗暴激进、直拙傲慢，师心自任是时人对高性格弱点比较一致的看法。就连与高私交颇好，一向以仗义执言著称的葛守礼也说过，“公秉政，人有不自安者，皆观望。诸所爱憎，愿皆勿存形迹，惟以扩然太公处之。无疏无密，则人始不得而议矣。同寅和衷，尤当念便”(40)，指出了高拱的问题及造成的后果。现代学人更明确地指出高拱的性格缺陷：偏重于情绪，“性格直爽而近于卤莽，敢作敢为而缺少审慎，喜怒于色而胸襟狭窄，睚眦必报，爱憎分明，但往往计较私怨。特别是，有时谋划流于粗率而又轻泄于人，处理人际关系时不恤树敌”(41)。
    个性、作风上的骄横，极易剑拔弩张、感情用事，对政治人物而言，是极严重的不成熟和致命弱点，促使高拱在政治生涯中攻讦不休，在自身周围树起许多政敌。动辄纷争，违背了儒家谦恭温良的本色，这为朝廷正人君子所不齿，致使其人际关系高度紧张，政治活动受到波折、重创。同时也限制了他通观全局、驾驭左右的统治眼光，影响其政治才能的施展。尤其在皇位传承和权力交替中，他过于自信，一意孤行(42)地连章累牍上奏疏章，把皇权的当事人--幼主和太后置于一边，结果被排挤出局，狼狈离职。从此政治生涯随之结束，满腔的改革热血也无处抛洒了。
    本文写作，得到何龄修、栾成显学长的指疵、帮助，在此深表感谢！在小文完成之时，惊悉韦庆远先生仙逝，为明清史学界痛失一位师长，倍感哀伤。借此文，表示对尊敬的韦先生的深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