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体制，历来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开篇必定涉及的话题。曾经有不少学者采用“朝贡贸易体制”这一概念，因为其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近年已渐为学者们所弃用。学术界现在更多使用的是“广州体制”(The Canton System)这一说法。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演变一般也被描述为从“广州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变。
    一般认为，作为清政府对外交往体制的“广州体制”的内容至少包括这几个方面：一口通商；“公行”垄断贸易；拒绝与外人平等交往；限制外人自由；等等。在当时和后世西方人的笔下，这一体制下的中西交往是一系列令人悲哀和愤慨的故事。它意味着压制和侮辱，掠夺和腐败，总体而言，它就是一种由清政府施加压迫而外商遭受冤屈的制度。在不少中国学者看来，这一体制也基本上是愚昧落后的“闭关政策”的结果，是清政府没落政治的典型体现。
    笔者无意推翻以上成说，但认为：学术界迄今对于“广州体制”的认识，基本上都着眼于清政府对于中外交往的管理和控制，而忽略了这一体制由于中外之间的互动而得到的调整；着眼于一些规定和条文，而忽略了这些规定和条文实施的具体情形；以比较静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制度，而忽略了实际历史过程中的动态演变。笔者近年出版发表的一些论著，对19世纪30年代的中英关系进行了论述，对此问题多所涉及。但现在看来，关于西方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建构的关系观点仍需加以深化。在笔者看来，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西关系体制经历了再建构的过程，而西方商人集团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①。本文拟综合考察相关史实，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体制重新进行认识。
    一 中西共管的广州贸易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中西贸易基本上在广州一口进行。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一贸易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中国社会亦有重要影响。
    按照人们对于“广州体制”的理解，对这一贸易的管理，理所当然是由清政府来实施的。但实际上，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广州贸易管理却存在明显的缺失，由此导致了很值得注意却一直被忽略的体制变更问题。
    关于广州的中西贸易，北京朝廷关注的有两件事：“夷人”是否安静，是否有越轨不法情事；税收是否正常，行商的捐输是否踊跃。对“夷人”的日常管理是由广东各级官员进行的，但居中传达信息的是行商；管理进出口事务和税收的是粤海关，但代理外商办理纳税事务的也是行商。理论上广州贸易就是在这种管理之下进行的。
    为了使这种管理能够有章可循，广东当局不断制订和重申各种管束“外夷”的章程。这些章程虽历有更改，但大体内容基本上不变。1831年，在广东当局与英国商人发生一系列冲突后，两广总督李鸿宾颁布了“防范外夷八条章程”，是在乾隆年间两广总督李侍尧的“防范外夷五条章程”的基础上改订的②。1834年，当英国首任驻华首席商务监督律劳卑(John Napier)赴粤引起中英冲突之际，两广总督卢坤多次发布谕令，一再宣示处理中英关系必须遵循“旧章”③。后来，根据“律劳卑事件”引出的问题，以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结束而呈现的新形势，卢坤又在1835年“酌议增易防范夷人章程八条”④。
    这一类“章程”，再加上一些通过广东当局的谕令宣布的各种补充性规定，构成清朝在广州这个繁忙的通商口岸进行管理的法规，据称是“断不容违犯”的。不过，仔细阅读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于中西交往管理诸般规章可以看出，这些法规的重点均在于“防夷”，即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及其他来华人士进行政治上的防范，这种防范往往通过生活上的种种限制体现出来。面对每年达到数千万元规模的贸易，清政府却没有制订适应这种贸易进行的具体规则；对于这一贸易中会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也基本上是无视的。
    在清朝官员看来，对中西贸易进行管理并非他们的职责。1834年，律劳卑以“大英国军机大臣、水师船督、驻中华总管本国贸易正监督、世袭侯爵”的名义与广东当局交涉，希望以此显示他尊贵的地位是不容中方轻视的，他完全有资格和广东当局“平等交往”。但两广总督一眼就看出，这一堆虚张声势的头衔中，只有“驻中华总管本国贸易正监督”是实质性的，故在7月底的一道谕令中，针对律劳卑的“平等权主张”，特别声明：“天朝设官，文以治民，武以御暴。贸易细事，向由商人自行经理，官不与闻其事。该夷贸易，如有更定章程等事，均应(与)该商等会同查议……”⑤这就是说，商业事务达不到中国政府事务的层次，故管理英国商人的“夷目”是没有资格与中国官府直接交往的。半个月后，卢坤在另一道谕令中再次强调：“天朝命官，从不经理贸易细事。广东自准外夷通市以来，一切交易事宜及约束夷商，均系责成该商等经理，从无与夷目文移往还之事。”⑥卢坤后来反复说明，外人所有与贸易相关的事情都只与行商相关，他们也只能就此与行商打交道。也就是说，律劳卑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一机构所具有的商业管理职能，在卢坤看来只是某种商人团体的事务，中国官府或国家权力机构是没有这种职能的。这里无需评论卢坤所表达的政治理念或原则，但清政府坚持这种理念的结果就是它置身于具体的商业事务之外，并拒绝为商业事务制订任何具体的规则。
    专门管理广州贸易的业务性机构是粤海关。粤海关颁布的规章主要是税收则例，以保障清政府的关税收入为目的。粤海关也有管理行商、通事、买办、引水等与中西贸易相关的人员的职责，并通过行商和通事等人群对中西贸易和外商进行监控，为此形成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规定和惯例。但其贸易管理规章并不完善，特别是缺乏具体的交易规则。
    因此，无论是上述广东当局颁布的章程，还是粤海关的一些规条或惯例，都不能完全解决广州贸易中出现的一些具体的业务问题。行商们也并未能够真正担起管理“贸易细事”的责任。下文将要谈到，理论上负责具体管理“约束”外商的行商，在中西贸易中处于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弱势的地位。他们除了按照惯性在清政府和外商之间小心翼翼地应付局面外，基本上不能影响中西关系、中西贸易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