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15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国外达八年两个月，其中在日五年半，进出日本9次，占其旅居国外时间的67.4%。 可见黄兴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但过去侧重于对黄兴在国内的革命活动的研究，较少注意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究明护国运动前后（1914年8月至1916年 10月）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山东半岛的侵略、“二十一条”交涉以及护国运动等三大问题，探讨黄兴所采取的对日策略。并就此与同时期的孙中山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同一代革命领导人对同一个问题所采取的革命策略的异同，进而分析这种异同与孙黄二人革命战略的关系。
    一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 并乘机占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这激化了日本与北京政权及袁世凯的矛盾。同时，英国等列强因卷入欧战，无暇顾及东方，袁世凯一时失去了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等认为，这是反袁的好机会。他说，“刻下欧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的良机”（注：《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乙秘第1651号，1914年8月27日。）。 孙中山动员在日的革命党人回国策划起义，同时走访犬养毅、头山满，要求日本在外交、经济及军事上支持中国革命党的反袁斗争（注：参照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196页。）。此时，黄兴正在旧金山，他虽然身居太平洋彼岸，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风云的变化。他对一战爆发后的形势及反袁策略持有与孙不同的看法。他说：“人谓乘欧乱吾人可起而击袁，不则失此时机，吾人终无倒袁之日。此似是而非之说，观察不到，理解不真，最足以偾事。……如利用此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或一部之力，必终归无效，徒自减杀其势力。”（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90页。）这显然是指孙中山的上述反袁行动， 不同意其主张。他认为，因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难以助袁，“观此，袁贼将来之破产可必。或袁贼以无外援之助，于国内必横加诛求，国民既负担之不胜，其积怨必甚。吾国国民之性质，必待其身受痛苦然后求援，此时吾人乘其不备而掊之，袁贼将不受一击也。”（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90页。 ）此时欧事研究会在东京成立，黄被推为该会的首领。该会的主张与黄的这一反袁策略似乎相同。他致函在东京的欧事研究会的李根源和谭人凤等，“尚望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袁氏自失外款，本不足倒，惟在吾人一致进行，庶预备方有所着。”（注：《黄兴集》，第389页。 ）对外政策方面，黄兴认为，“袁贼以德、日之冲突，转乞怜于美，内容想亦许以特别权利，故美亦极欢迎。”（注：《黄兴集》，第390页。 ）因此，他在美努力制止美国对袁的援助。他“一面揭开袁贼黑幕，渐图挽回外人之议论，使表同情于吾党。”（注：《黄兴集》，第390页。 ）一面筹集反袁所需之资金。但美国政府“颇取慎重态度”，对美工作进展不大。
    对外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日本问题。日本乘机侵占德在山东的殖民权益及赤道以南的德国岛屿后，在一段时间中仍采取了拉拢袁世凯的政策。黄认为，“惟日政府态度已定，于吾党行动必多掣肘。”（注：《黄兴集》，第389页。）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后，他先后致函宫崎滔天和萱野长知探查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有变化。1914年11月10日致宫崎函中问道：“欧洲战乱，扰及亚东，贵邦仗义兴师，得收青岛，均势局面或有变迁。贵政府态度，得似（视）海陆两部。前已得青岛后，于吾人可与便利，不知能否实践？乞为一探，速示方针。”（注：《黄兴集》，第393页。 ）二次革命以来日本政府重视与袁关系，不敢也不想支持孙黄等革命势力反袁。日本对孙黄革命势力的政策并不是根据孙黄对日的期待和希望来决定的，而是从日本对袁世凯的政策来决定的。这一时期袁世凯已镇压了孙黄势力，独自君临于中国，因此，日本力图修好与袁关系。但另一方面，日本为侵占山东半岛，迫使袁世凯同意在山东半岛东部设立中立区时，又有利用孙黄的革命党胁迫袁世凯的意图。结果因袁屈服于日本的威胁，同意设立中立区，日本政府没有支持革命党反袁。这时期，日本执政的是大隈内阁。日本占领青岛后，黄兴虽然对日本抱有希望，但他认为在大隈内阁执政下难于实现。他指出，“隈阁与袁亲交，只顾目前小利，于黄种前途，毫不思及。”（注：《黄兴集》，第393页。）他在致宫崎函中又写道， “贵国政府方针（指亲袁言）倒执，于敝国之改革，颇生障碍，即将影响于将来东亚之前途。”（注：《黄兴集》，第395页。 ）这些表明黄兴不满于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对他不抱很大希望。他将希望寄托于大隈内阁的对立面，即犬养毅的国民党和政友会等在野党。国民党当时反对大隈的对华政策。因此黄兴认为“识微瞩远，是在民党诸君，不知足下等已谋及否？”（注：《黄兴集》，第394页。）此意就是让萱野、 宫崎等做一做在野党的工作，“能倒之派或可与图。请速谋之，详示方略为幸。”（注：《黄兴集》，第393页。）在东京， 萱野等协助孙中山做了犬养毅及头山满的工作。头山满虽然认为大战的爆发对中国革命有利，对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政策颇为不满，但无能为力。犬养毅也认为“如周围条件允许，现在是举革命大旗之大好时机”，但对筹款之事，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注：《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乙秘第1651号， 1914年8月27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鉴于此，黄兴对萱野、宫崎及犬养、头山的期待变成泡影。但这些活动反映了黄兴力图利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来反袁的策略，这与孙中山是一样的。但孙在日，黄在美，两人联日的迫切性和活动情况则有所不同。
    1914年下半年，日本占据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后，1915年1月18 日又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妄图独霸中国。这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华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也随之加剧。加之，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分成两大派别，他们的革命策略各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对袁和对日关系及反帝和反对国内政敌的关系，便成为黄兴及革命党人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当时革命党人有三种选择的可能：（1 ）联日制袁；（2）待袁制日；（3）不讨袁，不待袁，亦不联日。大体来说，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是属于（1）；何海鸣等属于（2）；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也接近于（2），但两者又有所区别；黄兴等则选择了（3）。下面分别叙述孙与黄的具体情况：
    孙中山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时期，对“二十一条”“默不一言”。柏文蔚面见孙中山，要求他表态时，他表示：各同志可自行通电反对，他自己“另有对策”。（注：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转引自《近代史研究》增刊《黄兴研究文集》，1994年，第206页。 ）交涉时期孙中山对“二十一条”和对袁、对日的直接谈论不多。1915年3月19 日致康德黎夫人函中指责：“袁世凯作风之暴戾，对权力之贪婪，其本性之自私，与德皇毫无二致”，并称袁为“彻头彻尾亲德人物”，希望英国不要支持他（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3页。）。这是对袁的一种牵制措施，力图在国际上孤立袁。这是孙反袁的一种表现。在该函中，他言及日本：“由于英国政府的干预及其保守影响，日本政府未敢给我们以友好支持。我们正不靠外援，独立工作，深信必能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3页。）这表明孙抱有谋求日本支持和援助的希望，并将日本未予支援的原因归结于英国的牵制。1915年4月7日，孙中山对日本太阳通讯社社长波多野春房说，“现在正通过某日本人（姓名秘而不言），谋求日本政府之援助，正在活动中”，倘若日本政府不援助，则赴欧美各地争得他们的支持，并筹集军资（注：《孙文之谈话》，乙秘第657号，1915年4月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以上事实说明，孙中山欲利用日本与袁矛盾的激化，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以便打倒国内政敌袁世凯。这时期孙中山言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对波多野说，“在日中交涉问题上……袁进退维谷，处境愈益窘迫，予将乘此时机，以遂平生素愿。”（注：《孙文之谈话》，乙秘第657 号，1915年4月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在美的同志马素等致函孙中山，请示孙：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孙复电称：“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注：李云汉编：《黄克强先生年谱》，台北，1973年，第386页。）这些再次说明， 孙中山在选择策略时，都是以反袁为其出发点的。孙中山在三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反对国内政敌放在首位，为完成这一革命任务而利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列强。“二十一条”交涉时期也正是如此。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对“二十一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而是他上述的革命战略使他选择这种策略的。
    黄兴在“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对袁和对日的策略则与以前又有所变化。二次革命以来，黄一直是反袁的，但这时他却改变了对袁的策略。1915年2月25日黄兴等联名发出的通电称：“兴等流离在外， 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注：《黄兴集》，第399页。）这是不与袁合作，但亦不干扰之意。 这与欧事研究会一些成员的“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主张也有所区别。黄兴对袁不予干扰，并不是由于他对袁的认识不清楚，而是根据内外形势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黄兴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与他对“二十一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认识有关。黄兴闻讯袁接受“二十一条”后，气愤无已，与李烈钧等17人联名发出通电，痛加申斥：“外交失败，丧权蹙国”，“条约既成，国命以绝”（注：李云汉编，前揭书，第387页。）。 这明确表示了他对“二十一条”和日本帝国主义本性的正确认识。因此，这时期他改变力图争取日本援助之想法，明确表示：“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注：《黄兴集》，第397页。 ）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这时期黄兴确定拒绝采取联日的举措。但是，黄兴所采取的上述策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黄兴认为：“实由吾国自始无死拒之心，而当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势，外人审此，恫吓以乘，至不拟吾于困兽蜂趸之论，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与吾接者只见一人不见国民，人以一国而敌一人”（注：李云汉编，前揭书，第388页。）这里， 他将外交交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袁的独裁专制，把斗争的矛头重新指向袁。
    “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如将黄兴与孙中山的策略相比较，两者则不同：一、孙将反袁当作首要的国民任务，而黄不干扰袁或暂停反袁运动；二、孙力争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而黄暂不要求日本的援助。产生此种不同策略之原因，不在于两者对袁和对日认识的不同，而是两者持不同的革命战略所致。黄兴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两大矛盾中，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将反对国内政敌的斗争放在次要的地位。孙中山则始终把反对国内政敌的斗争放在首位。
    但袁接受“二十一条”并欲称帝时，孙中山和黄兴在反袁问题上重新达成一致，从而消除了两人自二次革命以来的分歧，重新团结，共同反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