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至1915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5月， 袁世凯继接受“二十一条”之后，又复辟帝制。这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接着贵州、广东、广西、浙江、陕西、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通电要求袁退位。日本和欧美列强也鉴于形势劝袁延期实行帝制。迫于内外压力，袁于1916年3月22日撤销帝制，企图平息事态。但是，反袁声势愈加高涨， 孙中山也决定在山东、上海、福建等地发动起义，袁的统治出现了崩溃的征兆。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1916年1月19 日，大隈内阁决定不承认帝制，并通过了“注视南方动乱发展”的决议（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3页。）。3月7日又进一步决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权力，不能不成为帝国完成上述目的（即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的目的--笔者）之障碍。为完成帝国的上述方针，要袁氏退出支那权力圈是为适宜”，如果南方的反袁势力进一步发展，可以承认它为交战团体，并默许日本民间人士对中国反袁运动的援助（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45-46页。）。这表明日本支持包括孙黄革命党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反袁势力（注：详见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198-203页。）。
    此时，黄兴在美从事反袁的宣传活动，致函各地的同志表示讨袁的决心，并指示讨袁的具体策略。但他并不急于回国投入反袁运动，其原因之一是对日的认识和态度。1916年1月4日，他致彭丕斯函中写道，“昨接电云，东南各省亦相约保滇。除彼独夫，为期当不在远。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惟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抵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势不得不暂留此，以与美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注：《黄兴集》，第423页。 ）其意是为抵御日本侵略，要争取美国的援助。由此可见，黄兴对日本借大战疯狂侵略中国有明确的认识，企图依靠美来抵制日本。黄兴于1915年12月撰写《辨奸论》（英文），发表在26日的《费城新闻》上。在此文中，黄兴在揭露袁的独裁统治的同时，大谈中美友好，呼吁美国公民：“吾因是代表吾国四万万同胞，敬求伟大共和国之代表，予吾人以道义上之协助。”（注：《黄兴集》，第423页。）但黄兴在美未能得到预期的支持和援助。 这便成为他再返日本的原因之一。
    1915年11月26日，他在致张孝准函中陈述讨袁策略时，言及外交：“外交绝不必先有所顾虑，以起与不起，利害均相等，惟须尽力图之。日本近日真意如何，能探得否、可要一欧探问宫崎，即由宫崎详函与我为要。”（注：《黄兴集》，第411-412页。）这表明，二次革命后，黄兴对日失望，但形势发生变化时，又注意日本的动向。如上所述，日本对袁和对孙黄的政策是1915年底或1916年初开始转变的。黄兴获悉此消息后，决定先回日本，争取日本的援助。4月22 日他自旧金山启航回国。孙中山闻及黄准备回国之消息便电告檀香山的吴铁城，转告黄“直乘原船到沪相会”（注：毛注青编：《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6页。）。但黄兴经檀香山驶奔日本，5月9 日抵横滨港。头山满、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协助黄兴秘密上岸，暂住日本。黄兴暂住日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孙黄的分歧有关。宫崎滔天说，“黄兴认为，在日争吵不象话，不愿被日本人嘲笑，虽然从美国归来，但十分踌躇。不过，最后，在日的同志不用说，上海的亦要求黄兴早日归来。因此，黄兴又归来。船抵达时，孙不在，黄到檀香山时已知孙要离日，即使他在亦无可奈何，若自己能忍耐即无妨，所以归来了。”（注：《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2-315页。）孙中山也知道黄兴来日。 宫崎回忆到“我对孙说，一周后黄能抵此地，请等待， 但他无法等待， 先行于4月30日回国了。”（注：《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2-315页。）
    在日争取日本的援助是黄兴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与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海外所做的工作相似。在日本的这56天中，黄兴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1915年5月26日拜访原敬。 访原敬是由日人寺尾亨安排的。原敬是日本政友会系的政治家，辛亥革命时期任西园寺内阁的内务大臣。该内阁在革命时期暗中支持过南方革命党（注：详见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353-412页。）。因此革命党人认为原敬是同情和支持革命党的，曾拜托他协助革命。此时他是在野党政友会的总裁，是大隈内阁的对立面。如前所述，1914年欧战爆发后黄兴对大隈的对立面抱有希望，希望他们打破大隈内阁的现行政策，支持中国的反袁斗争。因此，5月26日晚，黄兴在寺尾亨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了原敬。 原敬问了这次反袁运动的性质及有关的各种问题。在谈话中黄兴“数次请求日本援助，并举美国独立战争之时法国人援美之例。”（注：《原敬日记》第4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第177-178页。）原敬认为， “他（指黄兴）的衷情应予以同情，但能否成功尚有疑问。”（注：《原敬日记》第4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第177-178页。）因此， 他采取“极为中立的态度”，回答说：“现在为在野党，当然无所作为，……即使日本予以援助，其力量也有限，如中国人本身没有充分的决心，他人援助也没有效果。”对此黄兴称：“固然如此，（我们）应下充分的决心，但一时除日本之外没有可依赖的国家。”（注：《原敬日记》第4 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第177-178页。）这次访原敬没有具体的成果，只是表达了他个人和反袁势力对日的希望。
    （二）访问了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孙中山与小池没有直接往来，但黄兴与小池关系并非一般。1913年至1914年黄兴在日时曾两次拜访过小池。1914年11月11日致萱野函中请萱野代他去说“小池君处并希致意”（注：《黄兴集》，第394页。）这表明， 黄兴与小池之关系较为密切。这次回到日本后，于6月24 日上午会见石井菊次郎外务大臣时，黄兴说，“借款之事已拜托小池政务局长，希望阁下亦予以考虑。”（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7月3 日即他离门司归国之前一天，黄兴致电小池：“感谢好意。个人借款之事请尽力，拜托。现在启程。请向大臣（指石井外务大臣--笔者）转达致意。”（注：1916年7月3日黄兴致小池张造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根据以上事实可以断定，6月24日前黄兴访问过小池， 并委托他为革命势力筹集资金。小池是在外务省中积极主张大陆政策的实权派官员，这次在支持革命势力反袁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他每周与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和该部情报部长福田雅太郎会合一次，讨论中国形势，推进了支持南方反袁势力的政策。此次他与黄兴谈的也是反袁及援助南方反袁势力问题。
    （三）6月24日上午9时至11时访问外务省，与石井菊次郎外相会谈了两个小时。在此之前，黄兴访问小池，托他为革命势力筹集贷款，并且与石井外相会谈时又言及拜托小池贷款之事。可以说，黄兴访石井外相是访小池的延续，如无小池这一外务省实权派人物作引线，黄兴是不可能见到石井外相的。黄兴访石井外相，石井外相见黄兴，是在反袁问题上两者有共同利益。黄兴先揭露袁世凯“专制之弊害不亚于前清室”之罪行；石井外相也指责袁“采取了借欧美势力抵制、排斥日本的方针”，并说明了这次日本支持南方势力反袁的原因。（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3页。 ）两者在反袁的表面现象上虽然是一致的，但反袁的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石井是为了控制中国，而黄兴是为了维护共和体制，这一不同之点，便反映在他们会谈的第二个问题上。
    会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袁死之后如何收拾时局问题。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石井外相认为称“有一改袁世凯方针之迹象”，因此，“日本亦应援助之”。（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3-184页。）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先支持和援助黎元洪，以此稳定局势。稳定局势对日本和其他列强是有利的，因为反袁运动，中国金融陷入混乱，货币失去信用，财政陷入窘境，对日本和欧美列强在华的经济利益有不利影响。因此，石井外相认为“收拾时局为当务之急，相信此最为紧要。”（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5页。）为此，石井外相主张南北求同存异，相互妥协。 （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5页。）石井以 1840年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为例，提出不要只是纠缠政体问题，南北双方应相互让步，迅速寻找妥协之途径，以便稳定时局。（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5年，第2册，第184页。）但黄兴却持不同看法，黄兴认为，黎元洪身边皆为段祺瑞等袁世凯之余孽，“袁死后，仍有众多小袁，反对南方之主张。妥协难以推进”。（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3、185页。）但黄兴口头上不能不表示“本人之主意为尽力谋求双方之调和”。（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5页。）
    第三个问题是希望以让步争取日本贷款，支持南方的反袁势力。黄兴虽然在口头上表示了南北调和之意，但心中仍然希望以让步谋求援助，以便增强革命势力，抗衡北方。他们具体谈的是东亚兴业公司借款问题。该公司成立于1909年，主要对中国进行投资。黄兴与小池政务局长会谈时提出过从该公司借款的问题。但该公司提出了较高的担保条件，此事没有谈成。因此，石井表示“此时立即再次提议借款，将难以成立，只能暂且等待时机。”（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黄兴通过石井外相借款之目的未能达到。
    第四个问题是就日本是否侵略中国这一问题各自做出解释并表示某种姿态。石井认为在中国“仍有人误解日本，认为日本欲侵略中国，特别是怀疑日本有分割并吞并满蒙之计划。”（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5页。）他对黄兴一再解释， 说“日本对支那毫无领土野心”（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希望黄兴“为消除此误解，随时加以说明。”（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对此，黄兴本应反驳， 但他却说，“非常理解阁下之言意，在我国人中有误会日本者，本人逢有机会即会加以说明，以贯彻阁下之意，促进两国之和睦。”（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这是外交辞令， 而不是黄兴之本意。如前所述，黄兴对日本侵华早有清醒的认识，但此时黄兴为求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迎合石井，说出了违心之言。
    （四）在日筹集资金，购买军械。在这次反袁运动中给孙中山等反袁势力提供贷款的是久原财团。久原房之助这年3月10 日向孙中山提供了六十万日元贷款。（注：参照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第199-200页。）黄兴来日后，他又给黄兴提供了十万日元的贷款。 （注：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原书房，1981年，第148页。）黄兴利用这些贷款在日购枪二千、炮六门，准备运往国内。（注：《黄兴集》，第435页。）据李书城回忆， 日本政府“提出借给黄先生五百万日元，作为招集旧部编练军队之用”。（注：毛注青编：《黄兴集》，第281页。）据柏文蔚回忆， “日本政府允以克强私人名义借款日币三百万元，练兵一军即刻成立。”（注：毛注青编：《黄兴集》，第281页。）
    黄兴在日的这些活动，与孙中山的指示有关系。孙中山获悉黄抵日后，于5月20日致函黄兴，通报国内反袁形势， 希望黄兴在日筹资购买军械。居正在山东举义是孙中山领导的武力讨袁。孙认为，若有两个师的兵力，可以先取齐鲁，尔后迫近北京。为此他在上海与日参谋本部派来的青木宣纯少将和松井石根商议（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290页。）：东京方面由黄兴活动，两者密切合作（注：《黄兴集》， 第434-435页。）。但其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这一时期黄兴与孙中山之所以克服长达两年之久的分歧和隔膜，相互协作，共同反袁，是与这一时期两个人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有关。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并图谋称帝之后，黄兴随即调整前一个时期的革命战略和策略，适应形势的变化，将反袁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而孙中山在“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未经变化继续延续到这个时期，两者的反袁战略和联日策略形成一致。这时期为推翻袁，只能依靠日本的援助，欧美列强决不可能、也不会支持孙黄反袁，因为正是他们在背后支持袁的。这时期黄兴在美未能得到支持和援助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这时期孙黄选择正在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为求援对象，是最不理想的、不得已的选择。这一选择变成现实，主要不是由于孙黄对日的期待和乞求，而是日本与袁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国内反袁护国运动形势下，公开化为日本的反袁政策。这样孙黄与日本在反袁问题上暂时达成一致，日本于是援助其从事反袁运动。
    袁世凯于6月6日暴死，袁政权顷刻瓦解。日本支持孙中山的目的既然已经实现，其对华、对孙黄政策再一次出现变化。日本不再支持孙黄，并反过来支持黎元洪新总统及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黄兴继续留在日本已无意义，遂于7月初回国（注：1916年7月4 日福冈县知事谷口留五郎致石井外务大臣电，高密，第9321号。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黄兴回上海后，与孙中山一起继续与驻上海的青木宣纯中将和有吉明总领事往来，其目的仍然是争取日本的支持。7月23日， 黄兴与孙中山、张继、伍廷芳等40余名革命党人一起赴青木和有吉的宴会，25日，与孙中山一起回请青木和有吉（注：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近代中国密录》第241卷，原书房，1975年，第689页。）。但这时日本已不再支持孙黄，以往短暂的支持成为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