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即将过去，一个充满希望的21世纪将要来临。在此千年交替之际，她对于世人心理上的震撼，是每个世纪之交所带来的效应所无法比拟的。纵观历史，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每个世纪末的90年代，诸多国家往往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世纪末的那种机遇与危机、繁荣与衰退、雄心与意冷、希望与失望、革新与守旧等错综交织的情境。16～18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荷兰、法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状况。19世纪90年代，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英国，看到了自己有丧失主导世界的危险，美国在摆脱了一场金融恐慌以后，于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了第一次世界博览会，集中展示了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美国人形成了下一个世纪必定是美国的世纪的信念。
    中国亦不例外，18世纪90年代，各地白莲教起义被清王朝所镇压。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流产，“六君子”被杀。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6页。）果而言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取消了新政。
    20世纪90年代，已发生了两次震撼世人的政治、经济“大地震”：一是经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的原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瓦解，从而导致了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的结束，改变了世界格局；二是在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经济高速增长，而引起世人刮目相看之际，突发了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顿时陷入了困境。
    上一个世纪90年代的变局，往往影响下个世纪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趋向：西方20世纪初的几次战争和革命，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动乱和恐怖中酝酿的；中国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变法中酝酿的。因此，反省和总结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变局，对于思考这个世纪90年代的问题与下个世纪的问题，都是有裨益的。
    二
    改革（或曰变革）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是对于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冲突和挑战的回应。任何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对待冲突，无对待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对待冲 突，无对待冲突也是不存在的。19世纪90年代的对待冲突，主要表现为：
    其一，东西文明的冲突。世界的近代化（工业化）是从西方起步的，与此同步的是世界化殖民运动及掠夺财富、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的战争，以加速其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国仍滞留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阶段。1840年英国藉毒品鸦片贸易，发动可耻的侵略战争，用洋枪炮舰打开中国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接着各资本列强蜂拥而至，订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亦参与侵略中国的行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接踵而来的是资本帝国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动应试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公车上书”），反对签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成为维新运动的开端。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侵略，使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和发展资本的条件，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
    其二，社会转型的冲突。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它不仅是军事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力的较量。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暴露了清王朝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对外投降的面目。若不维新变法，实现社会转型，中国就要灭亡。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以变革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为目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以求国家富强、独立。顽固守旧派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既得利益，反对社会转型，反对变法维新，宁愿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变法维新派采取流血镇压的手段，谭嗣同也只有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来回应。
    其三，纲常伦理的冲突。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三纲五常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被看作是天理的化身。假如违反了三纲五常，就是天理不容、大逆不道。在当时，人与社会的冲突，其核心就是遵循抑还否定纲常伦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所推行的三纲五常，已成定势，为顽固守旧派所遵循，并用来作为对人民进行“箝制、束缚之具”（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在变法维新派看来，这不仅是支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栋梁，而且是使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只有冲决这纲常名教的罗网，才能使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天赋人权论思想得以推行。
    其四，价值观的冲突。变法维新派为救亡图存，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展开了中西古今价值的论争。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中国士大夫“屈尊”师夷，是华夏传统价值观的转变，意蕴着承认华夏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而需要向西方学习，说明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开扩的胸怀和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戊戌时期的中西之辨，并非滞留在情感的层次，而是作理智的比较：在政治上，西方以国家为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为公仆，中国以天下为皇土，人民为奴仆；在伦理道德上，中国重三纲，讲亲亲，尊君主，西人明平等，讲尚贤，隆人民；在事理上，中国好古忽今，西人力今以胜古。因此中国要学西方之长，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复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谭嗣同亦认为，这是“大化之所趋”。顽固派则认为这是“以夷变夏”，由讲伦常礼仪而坠为不讲伦常礼仪，而加以反对。
    与中西之辨相关的是古今之辨。顽固派崇古贱今，尊古鄙今，因循守旧，反对革新。维新派认为，不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古今新旧之辨，实乃变法维新与反变法守旧之争。其实变法是“古今之公理”，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导向。
    从学术层面上说，与中西古今之辩相应的是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学校与科举的论争。顽固派尊奉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程朱理学，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学及科举八股考试制度。维新派吸收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批判旧学。他们以是否有益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作为衡量一切学术的价值标准，对考据、辞章、义理采取否定态度，认为八股取士制度“破坏人才”，使天下士子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坠民族于危亡之中。对于有利于救亡维新的传统思想，则加以弘扬，如《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易传》、《公羊》的变易思想，孔子、墨子的“仁”和“兼爱”思想以及佛教、耶教思想，消融改铸，建构变法维新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