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用相对法，从反对不变中否定在永远流变中有着阶段上的相对静止和间断性，从而否定事物的规定性，而达以融合。谭嗣同举例说：“‘日夜相代乎前。’吾谓代则无日夜者。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吾谓方则无生死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昼夜即川之理，川即昼夜之形。前者逝而后者不舍，乍以为前，又以居乎后，卒不能割而断之曰孰前孰后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页。）前两句话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相对论的命题，谭氏把“代”理解为无日夜的差分，“方”解释为无生死的差别。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非一非异，非断非常。旋生旋灭，即灭即生。生与灭相授之际，微之又微，至于无可微；密之又密，至于无可密”（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4页。）。便可以“融化为一”，不生不灭了；前后、昼夜等一切事物的对待冲突，也可融合为一。
    其次，谭氏认为仅破除自然、社会上的对待冲突现象，做到“三世一时”、“一多相容”，还不能真正破除对待，是“下士所大笑不信”的，因为这仅仅是破除了“法执”，并没有破除“我执”，达到“转识成智”的体认，所以仍然障翳深厚，执妄为真，为对待所瞒。假如存在“我见”，就会把“比我小”的叫做大，把“比我大”的叫做小；我以为大即大，我以为小即小，大小的对待冲突就产生了。有我就有“执”，有意（意识、欲望），不能做到“诚”；无我就无“执”，才能达到“诚”。因此只有破除了“我相”、“我执”，即“无人相，无我相”，才不会被“我见”所瞒。这样人我之间就一尘不隔，洞彻彼此，通而为一了。
    谭氏认为，“我相除”，就是“执识转”，“执识转然后藏识可转”。这样就可在“识”的流转中，破除一切对待。但谭氏的思辨是，“破对待，当参伍错综其对待”（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只有承认或设置对待，才能破除对待。对待便有冲突，对待的破除，冲突的化解，便是融合。融合是复归形上本体“仁”的过程。“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从“仁一”的价值来度量，应当破除对待。戊戌时代的融突精神是与其“仁”的形上一元论以及要求建立大一统的君主立宪制相关联的。也是为破除封建等级差别，为实现自由、民主、平等服务的。
    其三、整体的平等精神。变法维新派维护整体国家独立，反对帝国列强的瓜分，并以救亡图存相号召，以求国家整体的富强。在哲学思想上，整体性是指与各个部分相对待的事物的整体或全体。它具有总体把握、动态调节、有序进程等特性。谭嗣同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膠粘、不贯洽、不笼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294页。）从自然世界到人类世界，从至大到精微，从孔墨到佛耶以及自然科学家，都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一个整体。
    康有为、谭嗣同的价值理想所向往的大同世界、仁道世界，是一整体世界。他们在寻找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人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时，他们向西方学习，以西方制度为参照系，但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而试图超越西方寻求更完善的境界。康有为说：“吾采得大同太平、极乐长生、不生不灭、行游诸天、无量无极之术，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注：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十章、甲部第五章。）所谓大同的整体世界，是去除了“九界”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去恢复封建等级压迫网络，而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关系。康有为“去家界，为天民”，其主旨是要男女平等，不能以夫为纲，视妻子为奴婢，恣其凌暴；以君、父为纲，以臣、子为奴仆，任其欺压。“人人直隶于天，无人能间制之。盖一人身有一人之自立，无私属焉”（注：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十章、甲部第五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独立。谭嗣同认为男女都是天地的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页。）。反对重男轻女、反对残毁其肢体的缠足，批判“贞节”的伦理道德。谭氏主张男女、夫妇平等具有尊重人的独立人格的意蕴。父子关系不是父为子纲，“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统之，人亦非天所得而陵压也，平等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父子同是天的儿子，没有陵压的权利，两者是平等的。君臣、君民关系，本来不君为臣纲的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本都是民，是平等的，由于民不相治了而共同推举一民为君。君是为民办事的，臣是帮助君办民事的。因此，民本君末，现在颠倒了这种关系，应该重新颠倒过来。所以谭氏呼吁“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维新派追求平等，就是追求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平等就是戊戌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平等精神也就是一种人道精神。
    其四，思维的辩证精神。思维是主体对事物的特性、内在运动联系和运用智能进行推理、化解的内隐活动过程的反映。它是意识反映活动的高级形式。思维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它通过对语言符号化的信息材料的分析综合，运用逻辑的推理和证明，创造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反映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差异，思维也殊异。维新派接纳、运用进化论的思维方式，来证明“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道理。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败的思维方法，而直接冲击“道不变”论。所谓“物竞”，就是指生存竞争；“天择”是指自然选择。这样就把种与种、群与群之间，推而广之，维新派与守旧派、古与今之间，放在一个平等竞争、自然选择的天秤上，适者生存，这是从对内而言的；对外而言，只有奋起图强，才不会在西方列强面前亡国亡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