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何回应戊戌时期的东西文明、社会转型、纲常伦理和价值观的四大冲突？维新派一方面“开民智”，造舆论，出版各种报刊，组织各种学会，大肆宣扬维新变法的必要和合理，形成戊戌维新思潮；另一方面连续上书光绪皇帝，说明形势严峻、非变法不能图存，并争取到光绪皇帝下诏书宣布实行变法，颁布维新变法诏令。戊戌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四大冲突和挑战，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发动政变，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囚光绪于瀛台，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四大冲突加剧。
    透过维新变法活动、新政思潮等现象背后，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尽管它体现了19世纪90年代的精神，并影响20世纪初，但对于现代仍有其精神价值。
    其一，价值的批判精神。中西、古今、新旧、科举、学校之争，蕴涵着论争双方的价值尺度。价值尺度是指价值标准与价值评价标准的统一。前者讲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后者是讲人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评价对象的评价尺度和界限，两者相互统一，并通过对“应然”与“实然”的比较，作出价值评价，即“应该”与“不应该”的选择。一般来说，在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时期，旧的、古老的价值尺度已成定势，它排斥、压抑着新的价值尺度观念的实现。新的价值尺度观念的产生，必然与旧的、古老的价值尺度观念发生冲突，并在批判中壮大自己。
    面对维新变法派的新的价值观，顽固守旧派的旧的价值观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法不可变，以及为维护君主专制典章制度的意识形态、纲常名教、道德规范等不可变。维新派为了寻找变法理论，吸收西方进化论，并把这种生物进化理论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说明社会历史也是进化的。“动植如此，民人亦然”，“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这样，社会不是如顽固派所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变易进化的。
    康有为把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公羊》三世变易说会通起来，有力地批判了顽固派的社会不变论。他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更新是社会发展的原理：“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社会如何进化、更新？康氏提出“三世”进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讬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讬升平，所见世讬太平。”（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页。）“据乱世”是“文教未明”，“人王总揽事权”的君主专制社会；“升平世”是“渐有文教”，“人主垂拱无为”的君主立宪社会；“太平世”是“文教全备”，“一切平等”的民主共和社会。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社会进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制度的改革内容和价值导向。
    谭嗣同绍承康氏“三世”说，而提出逆顺三世的“两三世”进化说。“逆三世”是指君主专制制度以前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顺三世”是指君主专制的“据乱世”，君主立宪制的“升平世”，民主大同制的“太平世”。以进化论为价值标准，君主专制必然被君主立宪制所代替。顽固排斥君主立宪，死守君主专制，是违反社会历史进化的。
    谭嗣同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统治的祸害。他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是秦政，“皆大盗也”。君主把天下窃为己有，统治人民，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人道）。所谓纲常名教，只不过是君主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或手段。“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9页。），并广立名目，以为“箝制之器”。要变法， 就必须批判、否定纲常名教。因为纲常名教实是一种“不平等之法”，剥夺人的“自主之权”。所以要冲决君主、伦常、天之网罗，以及利禄、俗学、考据之网罗。这种冲决传统价值网罗的批判精神，是维新变法精神的高扬和形上超越形态力度的加强。
    其二，对待的融突精神（注：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已认知或体验到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差分对待的现象。康有为体认了上述四大冲突，并由此冲突而呈现的对待冲突，而造成人类社会的种种痛苦：如“压制之苦”、“阶级之苦”、“卑贱之苦”、“贫穷之苦”等等。苦难的具体根源，就在于现实社会存在着界限、差分和对待。康氏从人化自然、社会、人际、国家、种族、家庭、从业等各个层面疏理了差分对待的存在，这种疏理是为了“破九界”，也就是使对待冲突达到统一融合。他在《大同书》中写道：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去除九界的对待冲突，是为了融合。譬如世界合成一个公政府，而无国界；人类世界尽为平等，而无级界种界；农工商产业归公，而无业界；男女只订交好之和约，儿女老人由公政府抚养，而无家界；便达融突而和合的“大同”世界。
    谭嗣同认为对待是普遍存在的。一切生死、出处、行止、语默、去来、连断、彼此等都是差分和对待。“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对待”（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要认知自然科学，必须分析对待矛盾，有对待必有冲突。之所以有对待，是由于有彼此的对立两端，特别是由“有我”的缘故。“有我”是“我见”或“我执”。譬如“我”是一，相对于我的便是“人”，人我便是二，就产生对待。“一切对待之名，一切对待之分别，淆然？{然。其瞒也，其自瞒也，不可以解矣”（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6页。）。人为对待所瞒，而不能化解，人生活在对待之中，为对待所困惑，又必须去化解破除。如何破除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