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观护国运动时期黄兴与日本的关系，黄兴对国内政敌袁世凯的战略决定了他的对日策略。坚决反袁时，即利用日本与袁世凯的矛盾，积极争取日本对其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不急于反袁或不反袁时，则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这就是说，黄决定对日政策时，其对袁的战略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日本亦是根据每个时期或者每个事件中的对袁政策如何，决定对黄政策。如需要与袁改善关系或保持一定关系时，则不会支持黄兴反袁；如需要反袁时，即利用黄兴，并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援助。这就是说，日本决定对黄政策时，其对袁的政策也起决定性作用。黄兴与日本在决定政策与策略时，都将不同时期对袁的态度放在首位，对袁的战略与政策决定黄兴对日策略和日本的对黄政策。这是辛亥革命以来黄兴与日本关系的一种规律。
    这时期孙中山始终把反袁的革命任务放在革命战略的首位，而且始终坚决反袁。因此，他始终争取日本对反袁斗争的支持和援助。黄兴则不同，一战爆发后日帝侵占山东时期、“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和护国运动时期，他对袁的战略有所不同，因此他对日的策略随之发生变化。孙黄对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于对袁战略的异同上。两者的对袁战略一致时，他们的对日策略也大体一致；他们的对袁战略不一致时，他们的对日策略也就不同。
    护国战争前后是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1914年11月至12月，日本先后侵占胶州湾和胶济铁路，1915年春又强提称霸中国的“二十一条”，此时黄兴求援于已成为中国头号敌人的日本并不是由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本性认识不清，而是围绕中国形成的双重国际关系所决定的。日本与欧美列强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时往往能够采取一致行动，但在扩大新权益时，又相互争夺，相互牵制。中国与日本、欧美列强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对立关系。但中国利用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在中国扩大新权益时产生的矛盾，可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或利用欧美列强抵抗日本，或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护国运动时期，中国出现南北对峙，南北当局便都是利用日本和欧美列强在华利益上相互争夺、相互牵制的矛盾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日本与欧美列强也为各自的在华目的巧妙地利用中国的各种势力。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不仅决定了黄兴对日本和欧美的策略，而且决定了日本及欧美列强对黄兴的政策。
    黄兴是中国革命党的代表之一，他与日本某些政府官员的交涉实质上关系到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黄兴要实现其革命的理想，日本企图维护和扩大在华利益，两者在为实现各自的目的时，都采取了现实的灵活态度，在对袁的态度与举措上暂时找到了某种契合点。
    黄兴对日本采取这种灵活和实用的政策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时期黄兴及其革命党势力是夹在袁世凯与日帝之间的第三种势力，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他们力量薄弱，不得不利用列强。袁亲欧美，欧美列强也支持袁，而不会支持反袁的黄兴等。黄兴在美国曾尝试寻求援助，但没有得到回应。因此，黄兴不得不争取日本的支持。这时期日本因侵占山东和强提“二十一条”而进一步激化了与袁及与欧美列强的矛盾。黄兴则利用这两对矛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而日本的政策则是当北京政权掌握在亲欧美的袁手上时，如果客观条件允许，即支持反袁的黄兴等革命势力。如北京政权掌握在亲日的人物手中时，日本则反过来压黄兴等反对北京政权的势力。
    护国运动前后时期，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这就给孙黄提出了如何处理对内革命任务和对外革命任务关系的问题。如上所述，孙中山始终将推翻袁世凯的对内革命任务放在首位。他认为，将卖国的袁世凯统治推翻后，就不难完成收回丧失的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的对外革命任务。因此，他不仅把反对日帝侵略放在次要的地位，而且极力利用袁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对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黄兴则有所不同。日本侵占胶州湾、胶济铁路，强提“二十一条”时，他不急于展开反袁斗争。主要原因便是由于日帝的疯狂侵略，与日帝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黄兴暂时调整了二次革命以来的反袁革命战略，由于这一调整，1914年8月至1915年5月上旬黄兴没有争取或者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5月9日，袁接受“二十一条”并欲称帝时，黄兴随即调整革命战略，将反袁的对内革命任务放在首位，并为此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与孙的战略相比，黄兴的战略更具灵活性，更适合于那一个时期的实际需要，并能争得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日帝侵占山东半岛，强提“二十一条”，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此伏彼起的情况下，反对日本侵略应成为进步政治势力义不容辞的责任。孙中山对战略和策略不做任何调整，一味求助于日本，很难为中国广大民众接受，对争取民众的支持和扩大革命力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护国运动时期，孙黄最关注的是居正领导的山东起义。孙黄从日本得来的军资和军械，优先供应给起义军，而且起义的背后有占领山东半岛日军的直接支持。应该说，这一起义在孙、黄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当时中国社会潮流是反日的，孙黄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动起义，与中国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发生抵触，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响应起义的民众为数极少。因此，山东起义犹如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
    其实，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黄兴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亦有这种双重性。从革命运动的短期利益来说，日本对黄兴革命运动的支持，尽管是短暂的，但对革命任务的完成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黄兴等迫在眉睫的革命利益与利用日本援助的策略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的相互统一。因此，应当予以适当的积极评价。
    但从长远来看，黄兴未能把革命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最终理想与利用日本援助的策略统一起来。统一需要一个条件，即需要增强自身的力量，只有依靠自身革命力量的增强，才能实现革命理想与策略的统一，完成对内外的两大革命任务。
    但黄兴在十五年的革命生涯中未能把两者统一起来。这与中国近代社会潮流有关。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替代英国逐渐成为侵略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潮流是反日的。黄兴的对日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逆潮流的。如辛亥革命时期他坚决要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遭到股东的反对。这表明黄兴是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推行这一举措的，这便脱离了民族资产阶级，削弱了自己所依存的阶级基础。护国运动时期，中国社会舆论虽然反袁，但日本侵占山东半岛、强提“二十一条”以来，中国社会反日潮流风起云涌，黄兴转而依靠日本的策略不能不说是脱离了广大民众，削弱了其革命所依存的群众基础。这使他反过来加深了对日的期待和依靠，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