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对于1830年代西人群体谴责“广州体制”和追求“条约体制”的狂热，来华西人中也有人认为应该加以反省。1835年10月24日的《广州周报》曾发表了一封来信，作者署名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在文中承认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交往存在着问题，但他认为，要为这些问题负责的主要是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在信中说：
    我们英国人是一群桀骜不驯的人，我们不能同意改变自己的制度，但在中国却偏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我们对其人民的性格、习惯和精神几乎一无所知，我们还是决心要控制广州的政府部门……希望迫使他们接受我们自己关于商业交往的观念，而将他们自身的行为方式弃置一旁；而且就因为他们不肯承认一个其政治身份不明、没有权力、无法出示官方凭证的机构，我们明知中国人不许外国战船通过虎门要塞，却命令我们的驱逐舰前往这个商业口岸的心脏地带；又因为那个要塞抵抗(英战船)的通过，我们就打算入侵他们的沿海地区，威胁发动战争，摧毁他们的商船……我注意到最近这些显示了英国商人处理事务方式之精神，并引起了允许我们在此居住的国家的憎恨和猜疑的行为。我注意到经由英国商人和官方机构的行为不断表现出来的不知餍足、商业性的政治侵略和充满敌意的精神(42)。
    这位“世界公民”的来信，可以说很精辟地指出了问题的本质。清政府长期固守“广州体制”，固然有其僵化、守旧、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一面，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为西人以武力在华建立“条约体制”提供正当性。
    在鸦片战争前，西方商人集团为自己的目标寻求正当性最重要的手段，是通过长期的舆论制造出他们在“广州体制”之下受尽压榨和屈辱的形象，用渲染出来的各种“悲苦”和“冤情”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的群体，制造出“邪恶的天朝”和“冤苦的外商”这两种历史性的集体形象，作为对于中西关系的一种基本描述。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政权逐渐接受了这种描述，并将其作为发动对华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制的正当性基础。西方的文人和学者后来也接受了这种描述，将其作为论述中西关系格局和叙述中西关系史演变的基本话语背景。直至今日，仍然有无数的西方论著以及受其影响的中文著作，按照上述两种形象来构造1840年之前中西关系史的篇章，而无视这种形象建构所依托的集团利益的片面性。对这一过程作出深入的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某些当今正在发生的事件形成透彻的认识。
    本文以上所述的各种事实可以显示，在鸦片战争前，外商集团其实并非广州口岸中西关系中的弱者。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管理着中西贸易。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各种方式在“广州体制”的壁垒上凿开了无数的漏洞，并且通过经济手段控制着那个本该控制他们的行商集团，从而影响着中西贸易和中西关系的基本走向。可以说，“广州体制”的崩溃和“条约体制”的建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鸦片战争用军事手段突破了最后的障碍，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完成了这一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外国商人集团是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建构的决定性因素。
    注释：
    ①有关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研究论著，大都提及这一时期的西方商人群体。其中，美国学者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二书，对其活动有较多的叙述。英国学者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则是研究英国在华商人集团的杰出专著。但就西方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体制建构的综合性分析，以笔者之孤陋，尚未见有专门论述。
    ②该章程见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567页。
    ③④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50、52～54页。
    ⑤《卢坤谕行商》，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5页。标题为编者所加，下同。
    ⑥《卢坤批牍》，道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7页。
    ⑦约翰·菲蒲斯：《中国和东方贸易论》(John Phipps,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加尔各答，1835年版，附录第31页。
    ⑧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74、79、84等页。
    ⑨见《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编者评论”，1836年4月9日；《总商会》，《广州纪事报》("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The Canton Register)，1836年11月19日。
    ⑩《总商会章程》，《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1837年1月10日、14日。
    (11)见拙著《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45页。
    (12)[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合订本，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13)蒋廷黼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592页。
    (14)《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故宫博物院1933年版，第22、23页。
    (15)《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1835年7月28日和8月4日的报道。
    (16)《广州纪事报》增刊(Supplement to the Canton Register)，183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