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在做出上述让步后，粤海关监督彭年表示：“今兹重申严令，命行商、通事仍按(过去)税率征收，毋得多事，致生滋扰。该夷等亦切勿乘势渎请，以免纷争。”(18)
    可见，在关于关税问题的纷争中，外国商人群体相对于行商来说并非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其二，外商私自改变纳税的方式。
    “广州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由行商充当外国来粤商船的保商，并代理外商纳税事务。但1834年后，行商却悄然地退出代收关税事务。
    《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1838年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海关假定行商征收所有的进出口货物关税，故他们须对缴纳关税负责……自从自由贸易开始，以及富有的行商退出制造品的生意后，形成了进口商将其大部分棉、毛织品自行贮存起来，缴付由通事确定的关税。进口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己的货物，在完税后，根据对其有利的条件，或是将其卖给行商，或是将其卖给行外商人。他们最喜欢后者成为购买者，因为他们会付现金，或是做易货生意，在收到货物后以其他货物交换，而行商则通常要求给予日期不确定的信用(19)。
    这段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在1834年之后，粤海关税进口的缴纳方式，已由行商代纳变为进口商(外商)自行缴纳。这是迄今学界甚少注意到的一个史实。当然，这种外商与行商、通事共谋产生的变化，并未得到粤海关行政机构的认可。作者也说：“这种由进口商自己缴税的做法，就像其他很多做法一样，是非法的，不过为通事和行商所默许。”(20)粤海关对这种变化或是并未察觉，或是视而不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官方确定并通行已久的体制，已经遭到了外人的改变。虽然并未解决长期存在的税费问题，但却在旧有体制上又打开一道缺口，而行商的地位在此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了。
    其三，外商通过贸易和债务对行商施加长期的控制。
    就行商与西方商人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西贸易在广州进行，而且行商又具有官方特许的身份，并且官府明确规定其有“约束”和“监督”外商的职责；另一方面，外商是被管制的对象，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诸多限制，是行商管理的对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按常理推测，应该是行商处于强势的地位，对外商加以控制。但在实际的贸易中，情形却是相反的。
    我们从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提供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基本上是在贸易关系中处于主导的一方。在有些情况下，当行商面临困难时，特选委员会甚至充当他们保护者的角色。马士评论说，特选委员会习惯于采取他们力所能及的各种办法去维持行商的信用(21)。这种情况，在1834年后并未改变，只是英国散商及美国等国的商人取代了特选委员会的位置。
    就相当多的情况而言，行商受到外商的控制，是因为他们所欠外商的债务，即所谓“商欠”。商欠是18世纪到19世纪广州贸易中一个常见而又引起严重后果的现象。商欠不仅对当事行商个人的命运影响至深，而且因为行商之间相互作保的连带责任关系，牵连到整个行商群体的利益，甚至影响到贸易的进行。商欠实际上是外商控制行商的一种重要手段。万源行商人李应桂在1834年给粤海关监督的禀帖中说，行商经营大多艰难，相互之间形成恶性竞争，“入口获某行出价高者，(外商)将货卖与该行；出口货某行要价低者，即与该行定买。此即争夺亏折之明证也”。原因在于，“贫乏之商，因人赔累，急于转输，出于无可如何，希望受其进口之货，虽然亏损，望其多消(销)茶叶，稍微弥缝。其如夷人枭薄性成，并不向亏折之行定买茶叶，总看平日趋奉如何，能得夷人之欢心，则消(销)茶叶必多”(22)。这里的“总看平日趋奉如何”，“能得夷人欢心”之语，道出了行商与外商之间关系的真相，也道出了行商为外商群体所制的苦楚。
    其四，外商拒绝“广州体制”的良性调整。
    商欠问题不仅对行商个人和集体会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对外商的利益也会造成问题。因为一旦行商破产引起连带反应，致使多家行商处于危机当中，外商可以交易的对象减少，他们要落实“总看平日趋奉如何”，即根据自己的利益挑选交易对象的余地即会大大缩小。这正是1829年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和其他外商面临的情形。其时，经过1822-1829年多家行商连续倒闭的风潮，外商发现其可以交易的对象只剩下寥寥数家，而其中还有缺乏销售进口货意愿的伍浩官等行商。故特选委员会联合各国商人向广东当局集体发难，造成一次相当严重的中西冲突。
    在此次风潮平息后，特选委员会和广东当局痛定思痛，觉得应该对此问题进行彻底解决。他们达成的共识是，行商连续破产的一个关键性原因，就是行商之间连带责任制度的存在，即破产行商的债务须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从而导致其他行商出现经营困难而接踵破产。故特选委员会在1829年向两广总督李鸿宾递交禀帖，提出解除行商之间的连带责任关系(23)。李鸿宾经过考虑，同意此后新行开办，出现债务问题，仅出面为其作保的行商一人为其负责，其他行商则不必负责(24)。1830年，这一方案得到道光帝的批准。
    这一改变，本来是要改善行商的经济处境，从而改变广州贸易的不健康状况，应该说是一种良性调整。此后，经过特选委员会和广东当局的沟通，基本上将此改革性的措施确定下来。但这一措施当时就遭到以查顿(William Jardine)为首的英国散商的坚决反对，理由是这种改变将导致行商亏欠他们的债务无法收回(25)。到1837年，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兴泰行欠下外商200余万元债务而破产。这时，就出现了其他行商是否有责任为兴泰行偿付债务的问题。按照1830年的解决方案，其他行商是不必为兴泰行偿债的。但这牵涉到多家外商的利益，他们动用各种舆论工具，论证1830年废除行商连带责任制度是无效的。他们也不断向广东当局交涉，要求援引以往的惯例，让行商集体为兴泰行的债务负责。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两广总督邓廷桢同意，由全体尚存的行商分8年半偿还兴泰行欠下的所有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