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拱着力于边备的运筹之时，宣、大前线发生了一桩特殊事件：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九日，北边蒙古鞑靼首领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前向明朝求降。从对把汉那吉及来降者的处理，到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蒙汉互市开始，再到“三陲晏然”，“关城熄烽而安枕”，在这一过程中高拱所起的作用，明清时人文献及后人著述多有记录，也都持肯定态度。这在大体上都是正确的。但高拱为什么会如此坚定地主张封贡开市，为什么会有敌情了然目中，机务运诸掌上的个人气势？这就决非仅仅是职责重任所致，或喜功图小利而能解释的，而是其内心力量掌控的结果。
    首先，他把鞑靼酋长亲孙来降视为天赐良机，认为这样的事情“数百年所无者”，因而“喜曰：‘可得策矣’”。显然，高拱对这一契机的来到十分兴奋，反映强烈，并认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只有对机会的高度敏感，才会有破常规之心、开拓之行，才能在处理这件事上不畏艰险、敢想敢为、有胆有识。
    其次，在处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他内心深处，受一种浓厚的蒙古、中原一体的大中华思想支配，他说：“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可以见桀犷之咸宾，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华之气……”(16)他认为体面送还俺答之孙，可对这位酋长如此言说，“今以后汝是我中国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国赤子，既是一家，汝孙可听其归，不为彼此也”(17)。朝廷封把汉那吉为三品官，赐红袍、金带等鼓吹将其送回时，他又传话说，“我说来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寻常，着俺答好生看待，不许作贱他”(18)。对于与那吉同降的奶公阿力哥，不仅封其为千户，而且在准备送还把汉那吉时，高拱担心这位千户受到伤害，作了周详的考虑：
    阿力哥似当留之，盖彼乃吾千户，若遣之还，恐老俺甘心此人……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俺既得封贡，成一家矣，于此时而遣之，往来明言，不许害他……(19)
    他满心希冀蒙汉成为一家人，这种殷切的愿望，使他不遗余力地促成隆庆时封贡，及蒙汉间民间互市的成功，而边疆长治久安。
    再者，高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政治练达，给了他力排众议、善谋善断、细致周详地处理此事的智慧、胆略和力量。对于封贡，朝中保守派动以宋朝讲和为比、以先帝乏此先例说辞而极力反对。高拱说：
    天下之事，以己求人，其机在人；以人求己，其机在己。宋人不得已而求和于敌，其机在敌，故曰“讲和”。今彼求贡于我，则其机在我，直许之而已，赏之而已……事理有在，机会可惜。(20)
    他还说：
    使事本是而皆以为非，是何愚者之多也？使事本非而皆以为是，是何智者之多也？(21)
    在理论上揭穿了反对派似是而非，假意反对封贡，实际却是“推诿而已”的居心所在，他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颇具辩证法元素，这样就从道理上击溃对手，使主贡派占了绝对上风。
    从对赵全等汉奸的处置中更可见高拱高超谋略之一斑。当赵全等被枷到跟前，高拱决定“献俘于朝，明正其罪”，并不简单地立刻行刑，意在预防不谨慎而生出假赵全来欺骗朝廷，他必须“以真赵全示人”，要以铁一般的事实堵住汹汹反论。另外，他认为：“敌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虚实，而入犯每得利。吾得敌人乃即杀之，反为彼灭口，非计。”因此，他一方面施计离析虏、奸关系；另一方面选“伶俐晓事卫经历九人”到狱中，隔离众奸，日供美酒，分别诱骗他们：“高爷要上本饶汝死，令汝立功，汝须吐实献谋……不然，汝负大罪……”此法果然灵验，敌方任何“纤息动静”都被审出，并一一揭帖上报。在审汉奸的整个过程中，高拱指挥滴水不漏。从此敌情了然，高拱更是成竹在胸。最后把赵全等九名奸人处以极刑，奖赏有功之臣，大功终于告成。(22)篇幅有限，不能将这一段情节(高拱本人都有奏疏)全部引出，若阅读原著，定会觉得这个过程异常生动，饶有意味。同时使人不能不感到，高拱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才干和“博学精虑”的人物。
    考察高拱临终前完笔的《病榻遗言》。此政治回忆录诚如刘志琴和赵毅等先生说(23)，所写细节与史实有相当出入，甚至多有不实之词。因为这完全是作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有强烈恩怨的渲泄。然而，它反映高拱在巨大挫折面前的痛苦煎熬，回首事件时翻江倒海般的百结忧悒，对张、冯政敌的无限怨屈、愤然，及向权势发出的强烈呼唤与期待。也几乎反映出高拱从一显赫权臣直跌到一介草民后的整个精神世界。
    《病榻遗言》先写穆宗病重和驾崩后作者从“夜不能寐”、“大恸”到“长号不能止”(24)，显示出靠山既倒，高拱痛心疾首和无限惋惜的心情。但是，他并没有为巨大的悲恸压倒，使内心的希望破灭。一方面是责任心的强劲驱使，另一面是权力欲的空前膨胀，他做好了肩负更大政治担当的思想准备。在此书中，他表露了一种坚定信念。即“我当国，凡事当自我同众而处”(25)，“我当国，事当我行”(26)。此后，朝政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在书中毫不隐晦地和盘托出，可见皇权交接之中，他是多么自信。似乎元辅大权，非他莫属，仿佛自己未来一定是一威严的政治主宰。然而，事与愿违，由两宫一帝临时组成的皇权，在张居正和宦官势力的协助下，仅用六天时间，一举把他逐出了政治舞台。这是高拱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政治生活的惯性，使他回家后一刻不停地在思考官场上的血泪史。特别是王大臣事件发生，几将他置于万劫不复的境遇。这位一向有仇必报的落难权臣，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况且极度仇恨的心理已严重损害了他的躯体，余日已经不多。这一切都把他推到了不吐不快、不反扑不能自存的境地。于是《病榻遗言》问世。在文中，他把所有的屈辱、愤怒和怨恨都发泄出来，指责张居正与冯保对自己的无端构陷和他们的罪恶野心。同时还不是单纯的揭露，而是有意要把一切都存留在历史的册籍和审判庭上。在对张居正的指控中，他诱导读者或后人说：
    初时，人亦惑之，及后渐渐所为尽露，皆有证据，人始知其端的。以为毒哉居正，高老平日何等厚你，乃与冯保同谋矫诏倾陷，夺其位。既夺其位，而又中以奇祸，遂欲族诛以灭口。自古险邪忍狠，未有如此者也。又以为奸哉居正，既借冯保以杀人，而又卖冯保以自饰，使有日事发，又必将推与冯保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试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27)
    作为被迫害当事人的披露，一些口耳相传的事例、作者本人的价值判断，一概凸现出来了，后来在推倒张居正过程中，成为一股内在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助长了朝廷对张的总清算，也加速了新政的垮台、旧政的复辟。当然，高拱在身后达到了报复目的。可见，当事人行为的动机与谋略，在研究对象本人的著述中，更易于被悟出，被传达于世。
    综上所说，充分挖掘和细析研究对象本人留下的著述，能使人更清晰地看到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世界，可得到当事人更详备、更丰润的生命经历及其影响。这一做法，无论对高拱研究或其他历史人物研究，具有同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