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与土匪，是清代社会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个层面。近年，关于会党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对于清代盗匪活动的研究，也有起色。但是，怎样区别会党与土匪的关系，在许多时候、许多方面，两者的活动往往是纠缠不清的，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一清代会党与土匪关系的横向判断
    会党是秘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曾将秘密社会大致分为“南会北教”（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陶成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北教”即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民间秘密宗教系统，盛传于中国北方，如天理教、圆顿教、清水教、混元教、八卦教、义和拳、大刀会、红枪会诸名目。“南会”即以天地会为主的秘密会党系统，活跃于闽台两广、长江流域、西南、西北等地，三点会、三合会、小刀会、洪江会、江湖会等名目都与天地会有直接间接的承继关系。民间宗教以吃符念咒为特征，会党则以歃血盟誓、焚表结拜相结纳。所谓土匪，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或个人。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国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会党与土匪日益成为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两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差别，对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一）从社会背景、宗旨、成分来看。对于清代会党产生的社会背景，学术界争论比较大。笔者认为，清朝中叶以后，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成为阶级矛盾激化的焦点，农村破产者日趋增加，成为社会难以容纳的游民。他们辗转他乡，漂流江湖，生活动荡不定，既无室家之好，又无人生之乐，倍受社会歧视，出于互助谋生的目的，结成某种名目的秘密团体，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晚清时期，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与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进行，大量破产失业者浮游在社会上，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除了会党以外，土匪、海盗、马贼等盗匪活动显著增加，他们的活动成为晚清社会动乱的一种集中表现。会党与匪股都是穷苦人特别是游民无产者的聚集地，但是，两者的宗旨和成份是有区别的。就会党而言，有的学者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道光时期的天地会案件档案进行统计，其头目供明结会基本宗旨的有96起。其中“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者有26起；因贫苦难度、敛钱分用、纠抢得财者54起；为攻抢城镇、“竖旗起事”者11起； 为拒捕和防备械斗者5起（注：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历史档案》1981年第1 期。）。由此可见，早期会党的“互助”宗旨十分明确。但是，由对内互助到对外进行非法活动（尤其是土匪活动）只是一步之遥，越是到后来，会党演化为匪股的情况就越普遍。如清末广西天地会起事时，“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匪巢匪首奚止百千”（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一日署两广总督岑春暄奏折。）。在土匪来说，其成分更加复杂，包括破产农民、无赖、地痞、罪犯、游勇、私枭等等。这些人投入匪股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为生活所迫者、复仇者、浪荡者、追求升官发财者，不一而足。这样一个成份复杂、动机各异的混合体，从匪股形成伊始，便表现出一种行为放荡、掠夺成性、贪婪残忍的姿态。
    （二）从组织结构来看。会党的组织结构比较完备、稳定，匪股则比较原始、松散。会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指挥调度、进攻退守、内部管理、发展组织、吸收会众的机构，各级分工十分明确。如三合会，其内部职位在嘉道年间即已相当完备：“首领称大总理，或称为元帅，普通称大哥，……以下之头目称香主，或称二哥，……再次之头目称白扇或先生，或称三哥。再次为先锋，……次则为红棍，以执行会员之刑罚。以下总称草鞋，为最下级，服役使令随行等事”（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再如晚清时期的最大会党哥老会，内部职掌分工更细，一般分为内八堂、外八堂。当然，无论是天地会还是哥老会，这些职位名称因时因地略有不同。名称虽异，职司略同，一旦举事，他们便能“分遣头目，潜赴各地，扰害行旅，设局抽税，私给印票”（注：《清文宗实录》卷四十九，第632-633页。）。这一套完整的组织结构，有助于会党对内对外行动的协调一致。至于土匪组织，可以按土匪分类来作出判断。国外有学者将近代中国的匪股分为三类：暂时性匪股（又称“简单的匪股”）、半永久性匪股（又称“复杂的匪股”）和土匪军队（注：Elizabeth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 - 1945,Stanford,California,1980,P.P.66-74;Phil Billingsley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P92.）。据此来观察清代土匪也是可以的。 暂时性匪股是一种结构单一的匪股，人数较少，聚散不定，如清末四川小股土匪蜂起，“不惟匪首难得主名，即股数亦无一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倡立不经名目，如顺天灵祖、活孔明、活土地、活观音之类，不一而足，各股皆同。及经大兵进剿，则又不耐一战，弃械狂奔，混入居民。民既容留，兵自莫辨孰为匪也。迨兵远去，若辈复又聚集，焚杀抢劫，无所不为。旋灭旋生，卒难尽绝。良由财尽民穷，游惰日多，盗匪日众”（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46页。）。半永久性匪股， 大多在社会动乱严重的时期和地区出现，人数在数百和数千之间，内部组织相对稳定，如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时期的闽粤海盗，道咸时期的捻匪，稍后的东北马贼、陕洛刀匪、豫鲁杆匪、广东堂匪等，大抵属于此类。如署两广总督岑春暄等在剿办广州府属沙所堂众情形的奏折中说：“沙所之匪名为堂匪，每堂或二三百人为一股，或四五百人为一股，设立堂名，广联声气，专以勒收沙所行水为事。每于农田成孰之时，打单强索，不遂所欲，焚杀劫掳，祸即立见”（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1页。）。半永久性匪股一般都有山寨巢穴， 活动时间比较长。土匪军队是由一支主要匪股吸收其他数股而成，一般数千人，也有上万者，土匪军队的社会破坏性，远远超过一般匪股。但是，无论是哪一类土匪集团，由于成份复杂，结构松散，往往旋起旋灭，难以代传。值得注意的是，会党与匪股都模拟传统家庭的组织形式，其内部都有一种强调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即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但他们又都允许一个首领（如洪门中的大哥、袍哥中的舵把子、青帮中的师傅、老公，匪股里的杆首、堂主）象任何封建家长那样行使最高的统治权。因此，会党和匪股都是封建落后的组织形式。
    （三）从活动的内容来看。会党的活动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政府视为不法的事情都与他们有关，土匪活动则比较单一。由于会党的结会目的在于“有事相帮”、“敛钱分用”之类，加上它所吸收的会众虽以游民为主，实际上也包括了不少劳动者和绅富人等。因而并非所有的会党或会党中人一开始就以抢劫等犯罪活动为己任。如同治年间，湖南巡抚刘崑曾说：“查湖南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记，其徒众复多习于战斗，……第其中有积功保至二三四品官阶，家有余资，不至遽萌异志者；有贸易江湖，心忧劫掠，挂名会中，冀以保全资命，初非别有诡谋者，……若欲分别办理，必须辨明良莠，不可稍涉含糊”（注：刘崑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防折，《刘中丞奏稿》卷二。）。清末，御史王宝田奏称：“盗贼丑类实繁，有土匪，有溃兵，有退伍，有革党，有在青、在红诸会。……党与则以在青、在红诸会为最众。故他匪可以言剿，会匪不可以言剿，操之过急，尤恐别滋事端”（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8页。）。 钱生可也说：“青红帮匪未必皆为盗贼，亦间有安分营生者，红帮较少，青帮较多”（注：生可编《青红帮之黑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把会党一概视之为“匪”， 而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至于会党所进行的非法活动，种类繁多，如聚赌抽头、拆梢诈骗、贩卖私盐、拐贩人口、走私毒品等等，但主要的还是从事各类土匪活动。如清末年间，在长江中下游，会党盐枭所在皆有，“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枭，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注：《中外日报》1905年10月24日。）。需要说明，在“劫富济贫”方面，会党和土匪都有，如早期哥老会，“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之富豪与不正之官吏”（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再如清末活动于江浙交界的余孟亭匪股，“军行所至，咸以劫富济贫为辞，由是乡里穷民望孟亭军旗，俨犹大旱之望云霓”。但与余合股的夏竹林（夏小辫子）匪股，则“所过残暴，民咸怨焉”（注：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总的来看，在劫富济贫方面，会党表现得多一些，土匪表现得少一些；“劫富”事多一些，“济贫”事少一些。
    （四）从宗教信仰、秘密仪式、誓词戒律、隐语暗号来看。会党由于结会宗旨明确、组织机构完善，与之伴生的宗教信仰、秘密仪式、誓词戒律、隐语暗号相应完备，土匪在这些方面则简单得多，但不能认为没有。会党的宗教信仰因时因地略有不同，如天地会拜会时，有的须拜天地、拜日月、拜五祖、拜万云龙、拜陈近南，还要兄弟互拜（注：罗尔纲《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中正书局1943年版。），有的则只供“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哥老会拜台结会时，则拜五祖、拜关圣等。早期的会党入会仪式比较简单，如天地会在乾隆年间，“凡传会时，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枪，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注：《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五十八。）。后来逐渐复杂起来，大致程序为“一进洪门，二进忠义堂，三进乾坤圈，四饮三河水，五到木杨城，第六k3j502.jpg（盖）被，第七斩七，第八歃血，第九饮太平宴，第十过火坑，十一到德福祠买果，十二老母俾本钱三个，另有血根钱一个”（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四，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页。）。无论是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还是哥老会，其入会议式都少不了歃血盟誓一节，即刺人指血或割鸡血入酒碗中共饮，同时背诵会中誓词。誓词内容也是逐步完善的，如嘉庆年间，卢盛海等结拜天地会，誓词中有“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则彼此照应，贵贱则甘苦同情，是非则神灵默佑，……不照状施行，诸神共诛”（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8页。）。 道咸以后，会中多朗诵、“洪门三十六誓”等会规誓约，哥老会则朗读《十条》、《十款》等。会众如果违反这些会规誓约，将受到严厉处置。盟誓结拜之后，会中人便互称“洪家兄弟”，所谓“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百万兄弟俱姓洪”，便是这种“平等”关系的直接反应。土匪也有宗教信仰，如近代中原一带匪股拜的是柳下跖（盗跖），江淮一带盐枭拜的是罗祖，东北马贼拜的是十八罗汉，闽粤沿海海盗拜的是妈祖、天后，但土匪当中最普遍的还是拜关公。加入匪股也有仪式。传统看法认为，土匪与会党的差别主要在于后者有严格的秘密仪式和誓词戒律。实际上，晚清以降，这种差别正日趋模糊，因为不仅各个会党之间有程度不等的仪式和誓词，许多匪股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仪式和誓词。例如东北马贼绺子的形成，分为“起局”和“挂柱”。起局就是起绺子。起局时，为首者领大家拜十八罗汉，饮血酒，燃香盟誓：“拜过老祖拜四方，咱哥们今后就起局了。我自个定的规矩，我要遵守……”。挂柱即入伙，分保人（通匪者）保举和自己投靠两种。挂柱拜香与起局拜香不同，须在地上插十九根香，前三后四，左五右六，中间一，其中十八根香代表十八罗汉，当中一根代表大当家的。燃香后，挂柱者跪下对天盟誓：“我今来入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如我不一条心，宁愿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注：曹保明《土匪》，（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3页。）。比较起来，会党的仪式与誓词比较严密，而匪股则比较简单零乱。但无论繁简，它们只对会党和匪股的内部起着约束作用。会党的隐语暗号（包括腰凭、服饰、手势、茶碗阵等）很复杂，主要是为了加强会内的联系。所以，只要是同会中人，相隔千里，也可相认。比如一位曾经“拜三点”的傅秀文说，三点会称打劫为“打鹧鸪”，其经过是：“放一根竹子横在路子，过路的如果是自己会中人，说“一脚踏过青头龙，任你两过游’，就跨竹而过；如果你不会说，那拦路的喊一声‘豆豉蒸猪肉’，就向你打劫剥衣服了”（注：《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80-81页。）。土匪“黑话”虽然也很复杂，但主要只在匪股内部或同一地区的匪股之间流行。
    （五）从历史作用来看。会党在其自身及领导农民进行反抗、瓦解反动统治基础的斗争中，具有进步作用，尤其是当他们和先进的阶级力量发生关系之后，这种进步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会党的消极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社会破坏性，二是政治盲目性。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多次利用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但往往归于失败。原因之一便是会党的消极性在发生作用。故革命党人慨叹道：利用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注：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土匪也兼具会党的双重作用，但由于他们“旋起旋灭”，一味注意的便是打家劫舍，力量比较单薄。只有在革命运动高潮到来时，他们才纷纷卷入，但无论是农民起义领袖，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对他们重视不够。
    通过上面对近代会党与土匪的横向比较研究，不难看出，会党与土匪尽管有相同点，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判断这种差别的主要标准在于会党是否进行土匪活动。如果他们只是因为“敛钱分用，免人欺凌”、“裹胁加入”、参加农民起义，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称作为匪。反之，如果他们参与了抢劫勒赎等土匪活动，或以此为业，就可以把他们与土匪相提并论。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容易陷入“会即是匪，匪即是会”、“会、匪一律”的模糊境地，就很难搞清历史上的许多复杂现象。因此，可以说刘崑等人将会党中人“辨明良莠”、“分明办理”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