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会党与土匪关系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特点
    探讨近代会党与土匪关系的发展演变的问题时，要注意两点，一是会党本身的历史演变即会党史的分期（注：关于会党史的分期，可以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44页。），二是会党与土匪之间关系的发展在各个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清代会党与土匪之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
    （一）天地会从产生到发展壮大时期（1761-1874年）。清代档案资料确切表明，天地会最早起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福建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创。这是一个劳动者实行生活互助的秘密结社，创会后，流传迅速。同时，由于天地会是封建社会衰败时期的产物，其本身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缺点。综观天地会与土匪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两者关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形成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 会党成为反清斗争的一支主要力量。天地会创立不久，就在闽粤台湾地区迅速流传开来。1786年，台湾爆发了天地会组织发动的林爽文大起义，清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由于天地会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和一般的土匪活动，清政府在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严令追查：“现在逆匪荡平，兵威丕振，正应趁此时竭力查拿，务净根株”（注：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三日上谕。）。并从法律上予以明文禁止。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天地会不但没有灭绝，反而迅速蔓延开来：一是从天地会创立到林爽文起义时，它已逐步成为一个从宗旨、仪规到组织、行动都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它的许多行为准则容易被广大的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接受。如天地会头目严烟供称，会中之人，凡遇“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注：严烟供词，载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对那些被压迫、受歧视的穷苦人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所以天地会枝蔓繁多，扎根深远，绵延不绝。二是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称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江湖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边钱会等，总计有三四十种名目。至于嘉庆、道光年间，这些会党势力遍及南方各省，其名目迅速由闽粤沿海向内地传播，并逐步确立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的地位。
    2、会党成为反清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林爽文起义是会党大规模武装抗清斗争的发轫之举。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教门日益衰而会党日益盛，到道光年间，天地会及其支派的活动非常活跃。拿广西来说，“拜台结党，旗帜各编堂名，……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道光末年发生在湘桂交界的雷再浩、李沅发起义，两广交界的何名科、张嘉祥起义，广西境内的陈亚贵起义等会党发动的反清斗争，为太平天国的酝酿发动准备了条件，起到了一种“前驱作用”。太平天国时期，两广天地会起义和北方的捻军起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太平天国。
    3、土匪活动逐渐成为会党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会党的“反社会性”，一方面表现为它们反封建斗争（后加进了反帝内容）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表现为大量的漫无节制的土匪活动。因为会党的主要成分和骨干力量是游民无产者，在它结会之初，便隐含了对外掠夺破坏的动机。这一时期会党的土匪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会党直接为匪，如道光年间，广州附近，三合会“直入城乡劫掠当店、铺户人家”（注：《太平天国史料》，（北京）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524 页。）。二是会党与土匪相勾结，如嘉庆初年，广东“有艇盗之扰，……大为患粤地。……且陆地会匪，阴济船械硝磺米粮”（注：魏源《圣武记》，嘉庆东南靖海记。）。三是会党与土匪交相为患，如道光末年，广西有“堂匪”、土贼、流寇三种，“最甚者莫如土贼，土贼亦堂匪之变相，党羽众甚。”（注：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十四，兵事志。）延至咸丰年间，南方的会党与土匪已成“星火燎原，遂不可扑灭”之势。
    （二）哥老会崛起时期（1874-1911年）。19世纪70年代以后，哥老会崛起于长江流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他们的身影。哥老会势力的扩张，不但在会党史本身，而且在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以哥老会为主的会党与土匪活动，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哥老会成为晚清时期的最大会党， 南方天地会势力相应地居于次要地位；土匪凭借会党的组织形态展开活动。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因为，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在这一地区侵蚀蔓延，加上战乱、天灾的影响，该地区的传统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数量巨大的游民群体，另一方面，在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即大量裁撤营伍勇丁。湘军攻占天京不久，即裁去二万人，此后又陆续遣散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勇十余万、绿营五六十万，巡防营和其他地方军队则更多。按湘军初起时，即有哥老会传会其中，曾国藩曾严令禁止：“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注：《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营规；批牍，卷三。）。但有令不止，反而迅速盛传于湘淮川楚各军。究其缘由，“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人欺；二曰在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注：《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营规；批牍，卷三。）。以至“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注：《十三峰书屋批牍》卷一。）。
    湘淮等军陆续裁撤后，革兵游勇中的结拜之风“仍而不改”。在清政府来说，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妥善地安置这些被遣兵勇，使之“敛手归农”。由是，为数甚巨的散兵游勇便流落江湖，与各地游手无赖、土匪盐枭勾联一气，结盟拜会，散票取钱，并从事大量的政治反抗、经济掠夺活动，很快就造成“各路之会匪声气相通，抗官拒捕，势渐不可制”的局面（注：《丁文诚公奏稿》卷十四。）。
    这一时期，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等虽然不及哥老会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在南方各省及海外活动的情况不容忽视，而且，他们的活动最先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注目。
    在土匪方面来说，由于这一时期哥老会及稍后青帮势力的迅速发展，他们往往凭借会党的组织形式展开活动，所以有人说：“间有入会而不为匪者，断无为匪而不入会者”（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文格奏折。）。这种会、匪不分，民、匪莫辨的情况相当普遍。
    2、哥老会成为群众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支领导力量。 晚清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的反抗在在皆有，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这些斗争一般又称为“民变”，主要是以反洋教和反封建压迫为内容。在北方，教门充当了斗争的领导力量，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则主要由以哥老会为主的会党充当。这些群众性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会党领导的各种反抗斗争，往往体现了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所以，不但在“民变”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抢、砸、烧、杀行为，而且在“民变”之后，许多人因官府追拿，往往被迫遁入山林湖泽为匪，如江淮盐枭、东北马贼、陕洛刀客、云贵川的棒客、闽浙两广的土匪与海盗，都与这些“民变”有密切关系（注：参见拙文《清末农村“民变”散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迫，造成了社会贫困， 农民的反抗与会党、土匪活动互相交织，反过来又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这个辨证过程在晚清时期正加速度地进行着。
    3、青帮势力的发展与青红帮合流。 青帮本来是清代漕运水手中的行会性秘密结社，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以失业水手、地方青皮光蛋、两淮盐枭为主要成分的抢劫贩私集团，这种转变以太平军兴、漕运改折为标志，（咸丰）“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黄河连年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注：张曜《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七。）太平天国时期，青帮盐枭主要在两淮一带活动，此后数十年间，其势力沿运河迅速发展，向北则鲁省，向南则江浙皖。南进者与长江哥老会势力互相渗透、融合，大约在十九世纪末年，青红帮在镇扬宁芜地区合流，并沿长江、运河、太湖一线向东推进，二十世纪初年，青红帮势力已在上海站稳脚跟。对于青红帮合流这一问题本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件事表明，会党势力已开始向城市及社会上层发展，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盗匪活动。
    4、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络、利用会党， 使之成为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这一点，无论是革命党人及学术界都有很多论述，兹不赘引。
    不难看出，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失败后秘密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教门日益衰而会党日盛，晚清时期，哥老会的崛起、青红帮合流为土匪活动的蔓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一切，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