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字哲生，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子，也是活跃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坛的一位风云人物。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及战争带来的巨额财政开支，使得基础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境地，国民政府同时面临着抗战救国与建设国家、恢复发展经济的紧迫任务。其时，任立法院院长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孙科，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尤其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和价值的主张。本文拟就此作一初略探讨。
    救济农村与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与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毫无疑问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和仁人志士最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农村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村的危机引发了空前的社会政治危机。农村经济的急剧破产，引起了当局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国民党政府也从自身统治利益出发，为稳定农村，阻抗中共领导进行的农村土地革命，企想解决农村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其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孙科积极筹划救济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办法。
    孙科首先从立国基础和国家复兴这一角度对农民与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论述。他说：“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所以我国立国的基础，可以说在农民身上。然而近几年来，我国农民受内力外力的压迫，已陷於破产之境，立国的基础既已动摇，所以整个的国家，竟入於震荡的状态中。”（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38页。）因此，孙科认为要复兴整个国家，就不能不从改进农民生活开始。
    复兴国家，为何要从改进农民生活开始？孙科认为，复兴国家的条件，首先要令全国人民能够自治，然而，要达到自治，必须先有自立的能力。就目前中国农民来说，对内因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兵灾匪患的扰乱，水旱灾荒的损失，土豪劣绅的剥夺；对外更受国际经济力量的压榨，于是，农民终年劳苦所得，都不能应付这些内外的压迫，只有在其支配下，挣扎着生活，这显然缺乏自治的能力。农民为什么没有力量抵抗这些压力而自立呢？孙科说：“其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根本缺乏自给的能力，寖假亦不能自卫，更说不到自治了。”（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38页。）
    在孙科看来，农村经济之所以崩溃、农民之所以不能自立，在于农民不能实现自给。那么，农民如何才能实现自给呢？孙科认为实现农民自给需要三个条件：第一，须有土地，以资耕种；第二，有良好的工具和技术，以资应用；第三，须有相当的资金，以资周转。孙科还进一步分析：从土地来说，农民大部分是佃农，他们虽有地可耕，但是因为地主的坐享其成，农民用两倍的努力，仅能收到半数的报酬，这是减低农民自养能力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农民人均耕地约三到四亩，比其他国家的农民少三至四倍，再加上土地的集中，我国农民实际平均每人耕种的土地只有别国的十分之一，如此少量的土地，无怪农民不能自养；从工具和技术来说，我国科学落后，机器耕作不能推行，化学肥料不能应用，一切耕种收获，全凭老农经验相传，墨守陈法，地不能尽其利，收获自然无法增加。
    孙科对农村的现状表示极为担忧，担心如此下去，前途不堪设想。他认为，要解决农村危机，必须先谋解决农民的穷困。我国荒地尚多，可以逐渐开发以解决农民缺乏土地问题，但是开发荒地这一办法因急切难收实效；至于工具和技术方面，关系到农民的智力和财力，也非一蹴而就；惟有农民的负债，如果有适当的办法，予以普遍的救济，使农民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样，才能恢复最低限度的自给的生活。因此，孙科提议，要解决全国农民的穷困问题，应根据合作的原则，以政府的力量，统筹各种农民合作社，使农民得到普遍的救济。其具体办法有：第一，发行代价券。农民贷款向来由土豪劣绅垄断，每当青黄不接之时，农民被迫向土豪劣绅贷款，受其高利贷的剥削；至于有些银行也向农村发放贷款，虽然利息低些，但手续复杂，条件苛刻，一般农民根本办不到；无论是土豪劣绅的贷款，还是银行的贷款，对农民来说，都是饮鸩止渴，不但于农民无益，徒使农民债累愈深。为此，孙科主张，惟有以合作社的方式，由政府根据农民的耕地和劳力，发行代价券，做短期的救济，期满即行收回。第二，政府与农民产销合作。农民以农产物为唯一收入，由于交通不便利，转运不灵通，新谷登场时的价格，因农民急于出售，往往较平时跌低一倍，农民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失。为此，孙科设想政府在适当的地方设立完备的农仓，以便农民囤积，同样以政府的信用，用合作社的方式，统制的方法，节制销售，从而避免农民不必要的损失。第三，政府与农民消费合作。孙科甚至还主张农民需要的日用必需品以及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农具等，也用政府的力量，以合作的方法，统一筹划。这样，既可免除商人的剥削，还可以给农民以农事技术上的帮助，同时减少农民的支出，培植农民的自养力。
    孙科对中国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孙科对近代农村的现状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以农民与农村为立国基础为据，得出复兴国家从复兴农村开始的结论，其思想是可贵的，他看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症结。然而孙科极力主张以合作社的方式去救济农民，解决农民穷困问题，这又说明他深受到于30年代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思潮和农村合作运动的影响，也反映出孙科具有朦胧的“农业救国”思想。同时我们也看到，孙科的农村合作主张与乡村建设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动机、方法、手段等有着众多的不同，其中最明显区别是，孙科更主张政府与农民的合作，认为救济农村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和信用，他说：“从救济全国的农民着眼，政府的责任是不容脱卸的”。（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40页。）事实上，3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孙科等人的领导下，对农村是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农村合作社，并建立中国农村银行，向农民发放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孙科并没有认识到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只有破除这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因此，孙科的这一主张不外乎是20世纪中国出现的众多形形色色的农村改良主义思潮中的一种。这是由孙科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