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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战时期孙科关于经济问题之主张(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肖际唐 参加讨论

粮食国营与民生主义
    1940年后,中国的抗战进入了异常艰难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政府中央财政出现严重亏空。发行战时公债收效甚微,交通的阻断使得外援的希望又落空,国民党政府只好靠增发纸币以填补巨额的财政赤字。据国民党财政部、中央银行及主任处资料计算,从1937年6月到1941年6月,4年中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6倍。(注:参见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于是,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成为整个经济开始崩溃的预兆。对如何解决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这一问题,孙科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思考和研究。
    孙科认为,战争时期物质消耗日多,通货量因而增加,物价随之高涨,乃是各国战时必然的现象,关键在于政府能否限制其膨胀。中国现时出现的物价暴涨之严重问题,原因很多,如交通运输困难、政府西迁、奸商劣绅巧取豪夺、壮丁减少生产下降等等,然而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因抗战开支浩大,通货增加。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呢?孙科主张只有推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目前的财政经济问题方可迎刃而解,而粮食国营就是民生主义政策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孙科认为粮食国营具有3大功用:第一,粮食公买,一定可以平定粮价,粮价一低,其他物价即随之而低。第二,粮食国营可以减少通货量。孙科举例说明这一功用,假如说四川还有一亿担谷米没有买出去,政府按市价收粮,而以平价卖给人民。如此一买一售,便可收回法币,收缩其流通量,防止通货日益膨胀。第三,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政府将粮食收购,然后卖出,在不剥削人民的利益之下,如经营得法,可有几十亿元的收入。
    政府采用什么方法去收粮呢?用革命的手段还是和平的方法?孙科对这一问题也做了详细的研究。其具体方法是:由政府下令,命令农民不向地主直接交纳谷租,地主不得直接向农民收取谷租,农民将谷租交给国家收粮的机构;地主向国家索要谷租时,国家支付一半现金,另一半支付国家建国储蓄券,这样将原来在地主手里的粮食收购到国家手里;政府对现存的粮食可采取分期收购办法;收购农民的余粮为奖励农民耕作生产起见,给农民八九成的现金,一二成的储蓄券,或对佃农的余粮加价收买,全部付现。此外,孙科甚至对四川的具体粮食情形、如何分期收购、以何价钱等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计划,在此限于篇幅不予赘述。孙科对粮食国营这一方法期望甚高,以至认为粮食国营为达到平均地权的一个步骤。他说:“如上述的办法行得通,则对于平均地权就很接近了。”(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2页。)粮食国营何以是达到平均地权的一个步骤呢?孙科分析到:“假如政府将来能采用这个办法,把土地所生产的财富,一部分集中转移于国家,地主认为广置田产,实无利可图,就是有点利益,已由政府给他储蓄起来,必不会再投资去收买田地,国家可另发行一种土地债券,把它收买过来,重新支配。”(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3页。)不仅于此,孙科对粮食国营的意义和功用还有更深的认识。他说,粮食公卖的功用除了可以平抑粮价、收回通货、开发财源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功用:第一,可以达到分配社会化。粮食未公卖以前,土地出息,一半以上归地主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得不到好处。现在将这项出息,转移到国家手里,由国家运用来发展生产,生产出息无穷,尽归全国人民共享,民生主义分配社会化的目的才可以达到。第二,可以减少农民负担。粮食公卖后农民的劳动成果,大部分不归到地主手里,而到国家由国家为全体国民利益运用,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大提高;同时,国家可采取少收谷租等减轻农民的负担,奖励农民的生产。
    孙科之所以极力主张粮食国营,这是他继承和发扬其父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之结果。孙科认为,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生主义政策,是偏重于消极和预防方面,即预防国家建设发达的时候,资产阶级以私人资本的力量,来压迫垄断,这是消极的一面,就是要求国家财富平均分配。孙科说:“民生主义除了消极方面,还有积极方面,就是不但要节制私人资本,并且要发达国家资本。”(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62页。)孙科对发达国营事业极为重视。他说:“现代国家之兴衰强弱,大半以国营事业之是否发展为转移。国营事业愈发展,国必富强;国营事业不发达,国必贫弱。”(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4页。)孙科也与其父孙中山一样认识到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经济危机、人民失业贫困等无法克服的弊端,认为“模仿英美,此实思想上之一大错误”。(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5页。)他以美国1929年严重的失业问题为例,指出:“吾人必须实行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以免资本主义之害。”(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62页。)孙科还从中国一边抗战一边建设这一特殊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建设需要短时间内筹集巨额建设资金,若发展私人资本以谋建设,则需较长时间。只有仿效苏联,集中全国人力、财力,大力发达国营事业,才能实现抗战建国之目标。为此,孙科不仅主张粮食国营,外贸也需国营,就连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米、衣料、盐、麻。丝甚至包括烟、酒都需国营。
    总之,在孙科看来,要抗战建国,就必须实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策,不仅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更要发达国家资本、发达国营事业。孙科的这一思想,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反映了孙科谋求中国生产发达、国家富强的伟大理想。尽管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否定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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