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署：“钱柳逝世三百年，岁次甲辰夏五月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时年七十五。”冬十月，又写定《论再生缘·校补记》，为之作序云：
    此文乃颓龄游戏之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现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在简末，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乾。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一九六四年岁次甲辰十一月十八日文盲叟陈寅恪序于广州金明馆。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6日，广州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开始后不久，陈寅恪助手黄萱被红卫兵赶走，不准协助陈寅恪工作。九月，又将公家所派护士三人赶走，仅自出资供轮班代替之护士一人得留。自后，红卫兵抄家前后不绝。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折磨之后，陈寅恪于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半逝世，终年八十岁。
    二、学术成就
    陈寅恪先生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事业，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学科。其中尤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学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称于世。他的学术著作被誉为“划时代的意义”。被尊为一代史学宗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
    蒋天枢先生概括陈寅恪先生治学特色约有四端：
    一、 以淑世为怀。笃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旨；
    二、 探索自由之义谛。见《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及《论再生缘》；
    三、 珍惜传统历史文化。此意则文诗中随地见之，而“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东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犹能秉烛游”之句，尤为澹荡移情；
    四、 “续命河汾”之向往。此虽仅于赠叶遐庵诗、《赠蒋秉南序》中偶一发之，实往来心目中之要事。
    史学领域
    治史观点：“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在悼念王国维的有关诗文中，陈先生的这一观点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静安先生》诗有云：“文化神州丧一身。”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两年以后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须独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感望？先生之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陈先生在挽词中虽有“一死从容殉大伦”、“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气数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之类的句子，表面上是在哀悼作为清室遗老的王静安，实际上，王静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兴亡所造成的。陈先生的这种文化至上的观点始终未变。
    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中把陈先生的史学成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3-1932），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记述：“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关系，尤其是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以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
    第二阶段（1932-1949），魏晋及隋唐的研究。从三十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转向第二阶段，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领域。1935年他撰《西域人华化考序》，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这是他第二阶段史学研究的重心。民族与文化的分野尤适于解释唐帝国统一和分裂的历史。故他在1936年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眉识及1941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特别标明此义。
    第三阶段（1949以后）：心史。
    陈寅恪在《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关于“不今不古之学”，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解释为中国历史的中古一段，即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所以，学术界一般公认，陈寅恪史学方面的最大成就还是中古史研究，陈氏史学并非如大多数学者所论的继承乾嘉考据，而是直接继承宋贤史学并有所发展。陈寅恪史学思想可分为求真实供鉴诫、民族与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贬斥势力尊崇气节及重视社会经济的重大作用等。
    语言与文学、宗教领域
    诗史互证问题、汉语特点问题、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佛教进入中国及与小说、弹词等题材演变发展问题、中国古典小说之结构问题等。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用历史知识解释文学的崭新途径。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字从对音和释义来考察汉文典籍、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和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和影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比如《蒙古源流笺证》由张尔田先生修订时，大都根据了陈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