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本奴役、迫害和输出华北劳工
    日本战时在华北奴役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而笔者所知有限，故仅能作一简单扼要的介绍于后。
    （一）日本奴役屠杀华北劳工的铁证
    山西的煤矿1937年9月日军占领大同，抢占了大同煤矿；11月，抢占了阳泉煤矿；12月，抢占了西山煤矿。1938年初，山西沦陷区所有官私煤矿皆落入日本之手。
    大同煤矿产煤最多，工人的命运也最悲惨。日本人经常叫嚷：“宁肯多出一吨煤，不怕多死几个人，中国的苦力大大的有。”日军到处抓人，甚至连老人和十二、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又组织“勤劳报国青年队”，将大批青年强行押解到煤矿服劳役，童工占矿工总数3%以上。劳工在非人的条件作业下：“他们冒着瓦斯爆炸和煤尘燃烧的危险，头顶着或嘴衔着萤火般的麻油灯、电石灯在作业；在冰冷过膝的坑道污水中，躬着背往外背煤。”大同煤矿有“万人坑”14处之多，另外还有炼人炉。现存比较完整的万人坑在煤峪口矿南沟，由上下两洞组成，上洞宽6.7米，深40米；下洞宽4.5米，深70米。大同煤矿死亡劳工在6 万以上。（注：张全盛、魏卞梅著：《日本侵晋纪实》，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70页；孙芳：《大同煤矿万人坑》， 载《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
    河北井陉煤矿井陉煤矿在石家庄西40公里，1937年10月日军全部占领。8年期间共掠夺1000万吨煤炭，井陉因地处八路军游击区域， 劳工奇缺。日军各处抓人，儿童很多，有的只有9岁。 日本人成立青年报国队，经常有千人在煤矿服役，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井陉煤矿使用了很多战俘， 据1943 年在日本出版的《特殊劳动者与劳动管理》记载：1941年8月至1942年由石家庄南兵营送井陉、正丰煤矿战俘劳工1000 人。又《井陉矿史》记载：1943年日军对井陉路南路北两个解放区扫荡时就抓了1400多人送到井陉。
    日本在井陉虐待中国劳工极尽人间残暴之能事，劳工生活惨不忍闻。以宪兵队为首，工人称之为“阎王殿”：“进入阎王殿，不死也得残。”日本执行“以人换煤”的政策，不管工人的安危，不改善设备，不作维护的工作，时常发生的瓦斯爆炸、自燃、冒顶（坍塌）、漏电等威胁矿工的生命。1940年3月22日新井五段发生瓦斯爆炸， 天津《益世报》（1940年3月31日）也有报道。这次瓦斯爆炸死矿工357人，伤440人。 （注：马赶春：《日伪统治下的井陉矿工》；井陉矿务局：《井陉煤矿封井惨案》，载《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井陉矿南门不远有个南大沟，占地10亩为万人坑，有3万名以上的劳工葬身于此。
    龙烟铁矿原属察哈尔省宣化县烟筒山和赤城县龙关一带的铁矿。1937年9月日军侵入龙烟后，即积极扩大增产。 龙烟铁矿所属的烟筒山，矿工4000多人；宣化中央工厂、炼铁厂、火药厂等有工人8000多人；规模最大的庞家堡矿，有3万多人，整个龙烟铁矿总计超过5万多人。
    龙烟劳工遭受非人的待遇，被迫进行沉重的劳动，患矽肺病（毒性的红色矽铁粉，坑道里常年红尘飞腾所致）、心脏病、肠胃病、关节炎，尤其是霍乱病者甚众。“紧红”（大增产运动）时期，每个矿工连续十七、八个钟头不准出坑，谁出坑就活活打死。工人饥渴难忍，爬到水池边去喝水，一被发现即遭枪击，许多工人惨死于水池之畔。当时工人有个歌谣：“手中端着糠菜饭，身上披着麻袋片，回到工棚仔细看，工友死了一大半。”8年当中，他们给日本生产约300万吨铁矿砂，但是牺牲了2.7万余生命。
    日本在大同、井陉及龙烟3处迫害中国劳工致死者分别为大同6万人，井陉3万人，龙烟2.7万人，共11.7万人。但是华北有大煤矿20余处，其他工厂、电信及交通等企业的中国劳工应达100万人， 对于他们的资料尚付阙如。
    （二）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工程
    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工程，是对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主要在河北。
    1941年7月冈村宁次继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 遂立即开动最大的军事工程，强征中国老百姓数10万人，沿平汉铁路两侧各10公里，挖宽6米、深4米的深沟（有的地方引水行舟）500公里，使冀中和冀、 鲁、豫中共活动地区同西部太行山上的中共区域分开，沟西到太行山边中间成为“无人地带”。原百万余居民被强迫迁至平汉铁路东侧，所有房舍及未带走之衣物付之一炬。（注：《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日军对华作战纪要》第11卷，台北，1988年版，第577页、第825 -827页；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andRevolutionin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270））
    在上述的500公里沟壕线，日军在各据点要冲向西方山上筑路50 到100公里。冀中为富裕地区，产粮产棉花， 经常接济山西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冀中8000个村庄，修筑1753个碉堡据点，8550公里公路，4000公里封锁沟和封锁墙，把冀中分成2600块，每块置于火网封锁之下。
    日军在冀南采取同样治安办法。到1942年4月已修建了1100碉堡，1万公里的沟和墙和3000公里的公路，平均每14个村庄即有一碉堡，有些地方每3个村庄即有一碉堡。 （注：《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日军对华作战》第12卷，第360-362页；史三德、高存信等编：《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日军驱使中国老百姓修筑碉堡过程中，迫害致死者无算，举一例以明之。1943年秋，日军在冀西平山县太行山麓之黄金寨区制高点3 处修筑据点堡垒20座，抓来大批民夫。数月内，即有1800多名民夫因劳累、冻饿和屠杀而丧命深山。最残忍的莫过于日军将年老体弱干活怠慢者从几十丈高的悬崖陡壁上推下去， 名曰“摔烂柿子”， 仅黄金寨就摔死200多人。
    另外在察哈尔张北县万里长城北之狼窝沟，日本花费了7年时间，在阴山山脉30公里修筑防御工事，以掩护关东军的侧翼。每年约有数千民工在关东军第二独立混成旅团的监督下，挖战壕、修建兵营、飞机场和慰安所，所修防御交通壕伸延长达200余公里， 修筑钢骨混凝土的永久明碉暗堡200多个。为确保工程秘密，每完成一项工程， 就处理一批劳工，方法有二：一是挑选年轻力壮的送往东北抚顺煤矿充劳工，或送往“七三一”细菌部队作细菌实验的牺牲品；二是就地加以杀害。因此凡被拉去修筑碉堡工事的人逃出来极少。最少有3000多人在狼窝沟被杀害，当地人已建立碑塔为之纪念。（注：李秉新等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据1943年3月9日《晋察冀日报》的报导，日军在华北修建碉堡、封锁沟墙、公路、铁路和整理河道等强迫摊派奴役民工4500余万人次。
    （三）日本输出华北劳工到东北和日本
    在日本占领的华北地区人口约1亿人， 受日本奴役的人口可能达总人口的10%，在华北境内厂矿服役的劳工约为100万人。河北、 山东人口过剩，东北人口仅3000万，在日本积极对苏联备战，和扩大对华侵略，“以战养战”的策略中，为全力在东北大兴国防产业及修建对苏军事工程，劳动力需要孔急，遂不得不放弃仅实施4 年的限制华北劳工输往东北的政策，自1939年起大量吸收华北劳工。1939年进入东北的劳工为98.6万人；1940年为131.9万人；1941年为91.8万人；1942年为100.4万人。（注：《满洲矿工年鉴》，1944年出版，转引自孙玉玲：《浅析中国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劳力的掠夺政策》，第五届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
    又最近发现的华北劳工协会统计，从1936年到1945年2月， 日本劫掠华北劳工出境总计为695.9万人，伴随家属223.6万人，总计919.5 万人；其中掠往东北的有673万人，家属211.2万人。（注：按1936-1941年劳工入满资料系根据伪满洲劳工协会的调查，发表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出版之《中外经济统计汇报》。1942至1945年之资料系根据天津市档案馆藏伪华北劳工协会等档案。见居之芬：《日本强掳华北劳工人数考》，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近年以来我们讨论日本输入中国劳工问题，主要根据两个文件：1942年11月27日《阁僚会议决定向内地移入华工》；1944年次官会议决定《关于促进向内地移入华工》。根据以上两文件，我们应确定日本输入中国劳工始于1943年。但是，东京女子大学松泽哲成教授提出1939年7、8两月有关输入中国劳工文件，7月1日的“申请雇用中国苦力数件”有14家公司，包括大仓公司，申请输入劳工6100名。此次申请是否获得政府批准尚无资料加以证实，但就各公司与中国东北及华北工业有密切来往而论，日本输入华北劳工，可能始自1939年下半年。
    据1946年3月1日，日本外务省《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记载，自1943年3月始到1945年5月止，共强行移进169批，38935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分配到日本35家的135处（最近又发现了几处）矿山、 码头等地工作。战后遣返回国的华工32105人，在日本死亡6830人， 死亡率为17.5%。
    日本外务省只报死亡人数6830人，未提受伤者6975 人和残废的467人，故实际伤亡为14272人，占总数36.7%。在这135处所中，有花冈等7处的死亡率超过40%；花冈中国劳工986人，竟死亡418人。
    再有日本所报人数也不符。东京一桥大学田中宏教授在其1990年出版的《强掳中国人的记录》一书中批判外务省报告书如下：
    “38935人是外务省《报告书》统计， 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中国人数，除此以外，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劫运前已死亡2823人，强掳中国人实际应为41758名。他们当中大多数为青壮年，15 岁以下的儿童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还有12人。”
    关键在于日本自华北输入的中国劳工远超过外务省所承认的4 万来人。日本“厚生省职员工会未归还者调查部分会”的材料说明，战时在日本的中国劳工确已达10万人。日本共产党的1957年12月3 日《赤旗报》估计：“战时送往日本的中国俘虏大约有十六、七万人。”自日本生还的中国劳工都支持十六、七万人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