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都可以归于两种类型，即创业型与守成型；而作为守成型的封建君主，他们的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却各不相同，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差异明显。本文试对嘉庆帝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略加探讨。
    一
    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形成较早。早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随父东巡福陵时所写的诗词中就反映了这类思想，其中大部分都以守成为主题。如《恭和御制抚顺城原韵》称：“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恭和御制启跸盛京之原韵》道：“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恭和御制恭谒福陵原韵》说：“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注：《味余书室全集》卷15；卷11、卷34。）他在以后的执政过程中也把这一观念深记在心。他后来曾说：“予小子懋膺眷命，衣德绍闻，事事仰法前模，以期共登仁寿。”（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1，第17页。）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学士松筠坚决反对他遵照祖制举行谒陵大典极为不满，立即将其降为蒙古都统，并特发《降谪大学士松筠违背圣训阻止谒陵谕》称：“朕从不因言罪人，此等显背圣训之论，不能不惩治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余集》卷上，第18页。）表明他遵守祖制圣训的坚决态度。
    这种守成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写成的《守成论》一文中。该文首先谈到遵循祖宗成规的原因：“列圣所遗之成规也，守者世世子孙守而不易也。盖创业之君，继前朝弊坏之余，开盛世兴隆之业，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无不详尽。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典常，永绥宝祚，咸有一德，守之不变，不基至于万世可也。”并总结历代的经验说：“历观汉唐宋元明，载之史册，皆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即有贪功悻进之臣从而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最后谈到自己守成法的理由：“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矩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惟百有余年，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予宵旰勤求，殚心修复，永昭法守，仰副训政授宝之深恩于万一。守成大旨，在于勤修欲废之章程，莫为无益之新图，成法不变不坏，屡更屡敝，徒自贻戚耳。况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守成二字所系至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体在是，岂浅鲜哉。”（注：《清仁宗圣训》卷15，第8页。 ）他在晚年写的一首《魏征请慎守》的诗中也说：“开创实艰哉，守成每怠玩。富贵渐侈骄，承平忘患难。居安常虑危，已治犹恐乱。始终志不渝，克己以决断。保泰戒满盈，敬慎凛明旦。献纳陈嘉猷，信谏美贞观。”（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5，第2页。）由此看来，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核心就是守祖制，其根据则是历史的经验。我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
    那么，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应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传统儒家思想向来有法先王的传统，把三皇五帝时期的统治作为理想政治模式来看待。嘉庆帝在即位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近30年，因而对传统儒家思想有较多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他所写下的古文作品和学习心得的内容大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如《哀敬折狱论》中就说：“先王用刑所以行不忍人之政，止祸乱之萌，存生人之心，使归王道，协于中矣。”“后世人君用人未得其当，以刻为明，以惨为严，枉行诛戮，民反无所忌惮。五季南北之时纷纷扰扰，其原皆出于滥刑也。”（注：《味余书室全集》卷40；卷11、卷34。）《慎刑论》说：“圣王尚德，不能专用宽柔以治世，必设律例以齐之。从严固宜慎，从宽亦宜慎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9；卷1。）《居敬而行简》中称：“临民贵乎有容，务择其要以求治理，若过事苛细，徒自烦扰--天道不言而岁功成，圣人无为而万民治，简所当简，斯须不可去者，敬也。”（注：《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9；卷1。）《御制邪教说》称：“先圣王以道德仁义礼乐政刑裁成辅相，化育万方，使民日趋于正道，恐为邪说所惑也。自二氏行于中国，始有释教道教之名，因其说亦皆吾儒所撰，大旨亦精微元妙，劝人为善，戒人为恶，辅翼王化，无大差谬，是以圣帝明王姑存此类，不加沙汰。”（注：《清仁宗实录》卷78，第13页。）他还曾说：“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去壅蔽，自古帝王达聪明目，兼听并观，是以庶绩咸熙，下情无不上达。”（注：《清仁宗实录》卷46，第 567页。）在嘉庆十四年（1809）所写的《读尚书诗后识语》称：“有志于治国，不可不求古帝王之道，欲求其道，先求其心，心清何执中也。”（注：《圣训》卷6，第6页。）为此，他对宋代王安石变法持批判的态度，他的《书王安石传后》写道：“相臣佐人君，调和须补辑。有宋及神宗，四方本宁缉。诸贤共辅政，君子方林立。用人患不明，求治心大急。安石应召来，要君语捷给。自居皋夔间，尧舜期企及。宵人接踵登，善类群长揖。行辟言益坚，加以性拗执。新法坏旧章，海宇情岌岌。青苗祸之尤，索逋民拘絷。名教有罕言，学术重素习。”（注：《味余书室全集》卷15；卷11、卷34。）《杨时论王安石邪说之害》称：“慎俭怀永图，易象著损益。民足国家肥，均平布恩泽。迎合悦上心，变法始安石。供奉竭脂膏，土木兴工役。志满启泰骄，自此众情隔。邪说贻害深，北狩祸根积。”（注：《清仁宗御制诗余集》卷5，第28页。）也正因为如此， 他不顾君臣的坚决反对，坚持举行东巡谒陵和秋弥木兰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