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康乾盛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嘉庆帝产生了康乾盛世即理想政治的认识。康乾盛世从政治制度上看，无论在君权的强化上，还是在制度设施上，都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期最后形成，它第一次全面地实现了儒家推崇的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理想。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基本上达到了经济繁荣、物质财富丰盈的程度，“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 月羡岁增”（注：《石渠余纪》卷1。）。以至乾隆说：“乾隆二十年以前，内务府存备之项，或因支给不敷奏拨部帑数十万协用者有之，今亦以岁会溢于旧额，尚将内务府余银拨贮部库，朕虽不诩俭，而府藏充盈，实为从来所罕有也。”（注：《清高宗实录》卷920；卷1370、卷1441。）此外， 文化事业的繁荣及其取得的成就也是空前的。一是以《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的编纂学成就，该书被誉为“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二是考据学成就，如戴震的《考工记图》、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三是史地学成就，除了编纂大量地方志外，还有边疆史的研究，如《西域图志》、《蒙古秘史》、《新疆识图》、《西藏巡边事》、《蒙古黄金史》等。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文治之功至此也已臻于极盛境界，很难超越。
    其三，是由嘉庆帝的自身因素决定的。这一点与前两点有一定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一是他缺乏统治经验，二是当时的时代对统治者的素质要求又特别高，嘉庆帝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因而只能采取遵守祖宗成制的保守政策。从嘉庆帝自身的情况看，书斋里的生活延续了近30年，饱读了儒家的圣贤书，却缺乏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因而他对治理一个如此大国是缺乏信心的。他在被宣布为太子的当天写下的一首诗中就有“一己愚哀频战栗”，“自愧凡材何以报”之句。他在稍后拜谒雍正陵时写的《谒陵恭纪》中，也有“自念微才薄，难承锡命忧”之句。（注：《味余书室全集》卷40；卷11、卷34。）在《十全纪实颂》中也追述了当时的心情：“闻命之下，五内战兢”（注：《御制文初集》卷2。）。这虽是自谦，却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不安。 从这一点来说，乾隆的三年训政是必要的，他接受了乾隆在训政时期提出的八字方针，“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他在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高宗奉安大典的悼文中说：“子臣日侍慈颜，每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大端为诲，而以为人君止于仁二语时存于心，行之必本之诚，此三年中常承之训，子臣服膺勿敢失，并告之子孙以为心传家法也。”（注：《清仁宗实录》卷54，第697、698页。）这无疑也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
    其四，是清代历朝统治传统的影响。清朝自太宗皇太极以后即有所谓的祖传家法，太宗深知国语骑射对清王朝立国的重要性，故他死前即留下了“勿易国语骑射”的遗训。康雍乾埋藏对此坚持不变，乾隆去世前也给嘉庆留下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所谓的八字方针，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要求他坚持不懈。这也是嘉庆帝统治的一个指导方针。
    然而乾隆留给嘉庆帝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盛极而衰的社会。一方面，传统的政治机制已不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官僚们在习惯于按照固定程序从事行政管理的同时，也学会了利用这一固定程序从事营私舞弊活动，安于享乐、因循怠玩、徇私舞弊甚至于公开贪赃枉法的现象日益严重，表现极为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政治运行机制，调整其中的利益关系，加强管理及预防机制，杜绝或减少此类腐败现象的发生，以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能力。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已达到极限，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物质财富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造成严重的民生问题。这种问题就连喜欢粉饰太平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日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即闻乳保等因物价昂贵度日艰难之语，今又七十余年，户口滋生，较前奚啻倍蓰？是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所不能”，因而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民生拮据的问题深为担忧。（注：《清高宗实录》卷920；卷1370、卷1441。 ）也正是严重的民生问题和政治上的严重腐败问题导致了乾嘉时期的社会大动荡。而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同样需要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改革或改变。
    此外，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已经来到东亚，并以坚船利炮和近代工业文明优势，把不少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使之成为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尽管这些海外来客一时还没有征服中华帝国的信心，但它们的物质技术优势是明显的，而且在不断努力地试图打开中国的市场，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学会与它们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关系，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促进发展的目的。而且，这个问题又是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远见卓识和巨大的勇气，要敢于面对现实，打破常规，迎接挑战。但嘉庆帝没有这样的素质，他不能正视这个现实，也不敢打破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