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正是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反过来又阻碍着当时一切问题的解决。
    一是当时严重的官吏贪污与库项亏空问题。尽管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制度方面，制定于清初的财政制度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物价的不断上涨，无论是官员的私人消费支出，还是聘用属员的费用，以及事务不断增多的办公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这就需要适当地增加官员的俸禄，补充办公费用的不足，更何况他们还有许多交际应酬的支出呢！雍正时期的耗羡归公改革曾经暂时缓解过这种矛盾，但此时又出现了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公私用度不足，于是索取陋规、加派浮收、收取贿赂、挪移库项等问题就出现了。由于加派浮收为严令禁止，陋规、贿赂之费又不可能出自属员本身，自然又转向政府的库项，这就是造成亏空的所谓官侵吏蚀。其中官侵应该被看成额外办公费用的挪借，吏蚀应该是官吏因个人因素而对公款的侵占。因此，要解决好亏空问题，首先应该分清是官亏还是私吞。如果确是官亏，就应该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到官员本身的需要。而嘉庆帝坚持国家经费有常的原则，拒绝对财政制度进行调整，甚至对所有的亏空案采取追赔政策，如当事人无法赔偿，则摊派亲属顶补，再不行，就由上下级主管官员以及继任官分摊。这种政策既无法达到补足原亏的目的，又因没有从制度上杜绝致亏的根源而防止新亏的出现，因而越追亏空越严重，恶性循环。
    二是八旗生计问题，关键也在于八旗制度本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原有的优待已经不能满足其生存的需要，加之不少旗人不善也不愿经营，以致旗地不断流失，更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乾隆年间曾为此采取官方赎买土地、增加食粮名额、节日赏赐等措施，但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到嘉庆时期这个问题仍很严重。更何况，由于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早已没有了当年英勇善战的威风，甚至说毫无战斗力可言，不少旗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平定苗乱和白莲教起义过程中八旗士兵的表现，也说明这种军事制度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它是祖制，不得随意改变。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御史罗家彦奏筹八旗生计，建议可令其纺织为生，嘉庆帝即不以为然，认为：“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则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则非所重，不学亦可，是以皇子在内廷读书，从不令学作制艺，恐类于文士之所为，凡以端本务实示所趋向”。同时指出，“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且营谋小利，势必至渐以贸易为生，纷纷四出，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住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近日旗人耳濡目渐，已不免稍染汉人习气，正应竭力挽回，以身率先，岂可导以外务，益远本计矣”。（注：《清仁宗实录》卷324，第277页。）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始终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的漕运，也牵涉到祖制的改革变通问题。漕运的畅通对保证京师百官之俸、八旗官兵粮饷、稳定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物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漕运制度到乾嘉年间也已出现许多问题。一是它与治理黄河水患的矛盾。黄河须改变自然流向为运河提供水源，由于入海口不断淤塞致使水流不畅，从而使河溢河决现象经常发生。二是漕运费用愈来愈高。原因是有关衙门的盘剥勒索，以及物价上涨因素等。因此，要解决河患与导致“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注：《清经世文编》卷47，第1099页。）的漕政之弊，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快捷便利、费用较少的替代方式，如海运方式等。然而采用海运方式也涉及变更祖制成规问题，故一直不能正式推行，直到道光时期才迫不得已而行之。
    四是盐政积弊问题。和前代一样，清代也实行官督商办，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盐引”，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这种经营机制在乾隆中期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它既为封建国家带来高额的盐税收入，又为盐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随着吏治的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出现，这种垄断经营机制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官府的层层盘剥，盐商的贪得无厌，造成官盐短斤少两、质次价高的问题，私盐因之兴盛，官盐滞销，盐税大量流失，弊窦丛生。在此情况下，打破旧的垄断制度，实行官府收税、听民贩运的盐政改革势在必行。而嘉庆帝却不愿改变这种祖宗成制。嘉庆四年（1799），松筠在陕甘总督任内曾根据实际情况，奏请将私盐铸二项悉行弛禁，嘉庆帝斥之为“所见殊属迂谬，断不可行”，“试思私盐私铸，律有明禁，系开国以来祖宗定制，岂得轻议更张？设朕有不循成法之意，妄思更改，在廷诸臣尚当直言极谏，松筠安可以一个臆说妄欲纷更？且如松筠所奏，将私盐私铸概宽其禁，则自盐政以下各官皆当裁去，另派专司盐税之官，纷纷更制。且现在私盐有禁不过官役巡拦，尚有私枭拒捕等事，若设立税口，是向日贩私者转需交纳官税，倘贩私之徒逞其刁悍，不肯交税，又将如何办理？”（注：《圣训》卷6，第6页；卷62，第1143页。）总之，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不可变更的祖宗之法，到道光年间不得已而改变，这就是陶澍的纲盐法改革，而且确实起到了增加盐课、减少弊端的效果。
    嘉庆帝的守成思想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保守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经济发展的衰退形势已经十分严重，急需改变传统的经济政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嘉庆帝仍然盲目坚持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不变，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增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而且使原有的经济政策表现得更保守。如，他以反对言利和防止聚众滋事为由，严禁各地兴办工矿事业，不仅是地未尽其利，也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他严厉禁止流民出关垦荒谋生的政策也是如此。
    至于嘉庆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表现，也同样有守成思想的影响。嘉庆帝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修正了乾隆专恃兵威、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做法，但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政策却仍是因袭自乾隆，并没有大的变化。尽管这种政策有其客观背景，但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致中西关系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也因此失去了又一个向西方世界学习并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这是个痛苦的历史教训。
    总之，嘉庆帝的守成思想是时代造就的，它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无疑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