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1951年1月24日到1962年10月“因身体状况极坏……从本月起，全部脱离工作，实际上不再主持中联部工作”[4]（P,492）为止，王稼祥担任中联部部长达11年之久，期间他进行了广泛的党际外交实践，发表了大量论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党际外交思想。
    （一）高效的办事机构和干练的工作班子是办好党际外交工作的前提
    王稼祥十分重视中联部的机构建设，他强调办事机构要高效，人员的配备要精干，要有效能，杜绝人浮于事、工作拖沓。他认为人员如果多了，思想问题就多，还得增加做思想工作的人；人多了，服务人员也得增加，搞成庞大臃肿的机构，就难办事了。正如他在一次中联部干部见面会上所说：“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必须精干。人员不要多，一个顶一个，要讲究效率。搞成庞大臃肿的机构，就难办事了”。[4]（P,401）并且向工作人员介绍了他在莫斯科主持创建我国驻外的第一个大使馆的经验，说“在莫斯科建立驻苏大使馆时，就是这样作的，人员较少，一个顶一个，效果比较好。”[9]王稼祥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优化组合，在他的建议下，中央统战部第二处从事外事工作的干部麦慕平、林季良等被调入中联部；谙熟外事工作的廖承志、李初梨、连贯、伍修权等相继担任过中联部的副部长。王稼祥还十分注意中联部干部的培养，他认为“培养干部的办法是多阅读书报，多读马列主义的书，多读有关业务的书。要精兵简政，集中时间看书，看得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了解情况。”[4]（P,405）与此同时，他还强调领导方法的重要性，自己谦虚谨慎，发扬民主，尊重同其合作共事的其他领导人，善于同各位副部长合作共事，在对重大问题决策时尤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凡是有关中联部工作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一般都由他同副部长联合署名，“这种联合署名的方式表明，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在他主持下经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提出的意见。”[9]（P,511～512）这也说明他在领导工作的过程中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他的这种建立机构和领导制度的方法是高效的，这使每一位领导成员都各司其职，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以便决定问题能更切合实际。
    机构和领导班子建立以后，中联部作为中央直属的一个部门便进入了紧张而高效的运作中。在工作过程中，他告诫工作人员要善于“钻”问题，“只有钻进去才能提出问题，帮助兄弟党。”[4]（P,412～413）并告诉他们研究兄弟党的问题不要趋热避冷，他认为“党的工作不应分冷和热。各个时期，党有不同的任务，不应赶热闹。党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就应该当做”，[4]（P,413）也不应把工作分为“伟大”和“渺小”，他说“伟大、渺小的说法是不妥的，党员做工作无所谓伟大和渺小，都是从微小的事情做起的。”[4]（P,413）并且要求工作人员要有“兢兢业业地工作”的心理准备，他说“我部是不直接决定行动的机关，是党中央处理我党和兄弟党之间事务的准备机关和工作机关，行动要由中央来决定，所以，惊人的行动永远不会有”。[4]（P,413）为此，王稼祥对他们提出了种种严格的要求：
    1.通晓业务知识。这里的业务知识主要是指国际知识。对于中联部工作人员来说主要包括各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各国工人运动和其他各种群众运动、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流派的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托派的情况等，他告诫工作人员要“通晓业务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应沾沾自喜，以外行自居”。[8]（P,194）他还经常亲自出题目，要他们把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向他报告，或者编译成册，供研究问题时参考。而且他身体力行，平时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和研究，据其政治秘书张香山回忆：“整个白天，除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左右以外，从早晨五时到下午六时，如果没有开会或约人谈话，那么他就几乎都在办公室兼书房内伏案批阅文电，或者是躺在躺椅上阅读书报。”[8]（P,196）在他的感召下，中联部机关工作人员勤于学习和研究蔚然成风。
    2.大力倡导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党制定方针、政策，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0]他把调查和解决问题的关系比做“怀胎”和“分娩”，认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0]（P,110～111）他还分析了脱离调查研究的危害性，认为这样会滑向本本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10]（P,112）从中可见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这对于中联部这样一个处理我党和兄弟党之间事务的准备机关和工作机关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从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如果对对象国、对象党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缺乏了解，那么其研究就会是“空中楼阁”，会引起中共中央决策上的偏差，更何况当时中联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新手。为了督促大家做调查研究，王稼祥把在共产国际时季米特洛夫要求各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每天把本国报刊上刊载的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写成500字的材料供他阅读的这一做法在中联部试行推广。他向科以下的业务干部提出要求，即在没有临时性的联络工作时，每人每天要写500字的材料给他，内容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国的群众运动和对象党的情况。他的这一方法使中联部的干部和业务人员获益匪浅，“开始时许多同志叫苦，后来硬着头皮干。稼祥同志就是这样逼着大家钻研资料，研究问题。不少干部就是在稼祥同志的每天五百字的要求之下苦练成才的。”[11]总之，中联部工作的实践证明，王稼祥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个极好的工作方法，它“既有利于中联部的领导了解各国的革命情况，同时也督促了科以下干部各自去研究对象国的革命情况。”[8]（P,195～196）这样更有利于中央的正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