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业务人员必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王稼祥把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作为中联部工作人员精通业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重要工具。他指出，“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要掌握外国语言文字，这是工具。开始似通非通，然后精通。”[12]他要求已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同志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他还鼓励新调入的工作人员要学好外国语言文字，他说“你们年轻，大多数二十多岁、三十岁以下，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年纪大了，就学不会了，改进是可以的，新学就困难了”，[12]（P,439）“文字就是练出来的，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在工作中增进。”[12]（P,439～440）而且，他还强调“阿拉伯语文很宝贵，有八千多万人口，要好好掌握这门语文”，“要组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的学习。请教员也可以。”[12]（P,439）为了便于工作人员学习外文，在工作中，王稼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他说：“一方面，自己努力学习，一方面组织上也要给他们条件，增进锻炼的机会”；“对搞党和团的工作、搞社会工作的同志，要给他们留有余地，给他们搞外国语文的时间。”[12]（P,439）在王稼祥的关怀和指导下，加上业务人员自己的刻苦学习，使得中联部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成为驾驭外国语言文字的行家里手，给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平等自主是党际外交的基础
    这里的平等是指各国共产党之间不论大小、执政和非执政，都应是平等关系、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成员不一样，要和谐友好地生活……这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是父子关系，只能是兄弟关系，姐妹关系；只能有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分，大党与小党之分，经验多的党和经验少的党之分”。[12]（P,439）这里的自主就是要各国党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决不容他党干涉。1959年10月10日，王稼祥同由威廉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因为对自己国家情况最熟悉的是本国的共产党，吸收兄弟党的经验和同兄弟党交换意见是有意义的，但兄弟党的经验和意见只能做参考。”[12]（P,441）为了贯彻平等自主的思想，使这个大家庭既能“平等和谐、友好地”生活又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王稼祥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由于苏共是领导俄国人民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共产党，又由于其曾经在共产国际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就有大党主义的表现，在赫鲁晓夫时期更加突出。他们时时对别国党挥动指挥棒，干涉他国共产党内部事务，产生恶劣的影响。王稼祥对此深有体会，并在实际行动中加以深刻批判和坚决抵制。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争取议会多数党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其实，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已经不存在和平或非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其实质是干涉他国党的内政，是说给那些尚未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听的，也是要他们这样做的。对此，王稼祥批驳说：“即使这个论断能够站得住脚的话，像这样的问题，也应该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来，何必要苏共来说三道四、发号施令呢？”[9]（P,518）
    1956年波兰发生十月事件，赫鲁晓夫准备干预哥穆尔卡担任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王稼祥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怎么可以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选举进行干涉呢！选这个人或那个人，这是一个独立的党的内政问题，决不应受到外来干涉，更何况是用武力来干涉，这简直是背弃社会主义。”[12]（P,518）
    1958年3月4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拉格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创办《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国际性杂志，在苏共的主导下，决议草案把原先拟定的杂志性质是为了交流情况和经验改变成理论性的杂志，并且赋予编委会对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争议问题有总结的权力。这样，杂志的编委会对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方针政策认为不对时，就会公诸杂志来展开争论而后就由编委会做出结论，就使杂志居于各国党之上发号施令，破坏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的原则。王稼祥对此极力反对，他认为“首先这个杂志不要成为一个站在各国党之上发号施令的刊物，而应是一个报道性的、也就是只是介绍情况、交流经验的刊物；其次，这个杂志不宜登载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应赋予编委会具有总结争论的职能，能够批评任何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之间有争论的问题，应该由各有关共产党的中央来协商解决。”[8]（P,181）这一主张显然是为了反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坚决维护各国党的独立平等而提出来的。经过王稼祥和其他国共产党的争取，苏共代表只好做出让步并口头保证：“杂志上不应该反映各国党之间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编辑委员会不是凌驾各国党之上的机关。个别国家的党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编委没有权力评论哪个党对、哪个党不对。”[8]（P,181～182）
    王稼祥在反对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同时，也非常警惕我们自己不要犯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错误。他认为，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我们党也是一个大党，并且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也拥有崇高的威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因胜利而骄傲起来，也是容易犯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错误的，所以他对此非常警惕。1951年5月3日，他到莫斯科城郊别墅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评价很好，“甚至说苏联共产党了解的主要是欧洲、西方的情况，亚洲、东方的情况还是中国党熟悉。”[4]（P,402）于是“他提出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设想，其理由是小国在建设和防卫方面有许多困难，只有和大国联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难题。”[4]（P,402）斯大林提出的设想对王稼祥是一种考验，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谈参加者一般对斯大林的意见都是恭敬地聆听，没有人提出异议的”。[13]但是，王稼祥却从反对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立场出发“和缓地但明确无误地”[13]（P,213）说：“我们不能这样做”。[4]（P,402）在处理同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他非常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在中共八大的接待工作中，他一再告诫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对兄弟党必须谦虚谨慎、热诚相待，既要从政治上尊重他们，又要从安全和生活方面关心他们，特别对小国小党，决不许有大国主义、冷落和怠慢他们。正如林莉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那个阶段，一些兄弟党，如印尼共产党、缅甸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有时来访，他们都很年轻，在交谈中稼祥同志从未流露丝毫大党代表的口吻，对他们总是既尊重又关怀。这些同志也感到毫谊不拘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谈话气氛总是融洽的”。[13]（P,214）他在同各国党的同志交换意见谈论问题时，从来不用那种你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口气，而是采取尊重对方、互相商量的态度，更不因为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强加给对方。例如：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文中在阐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时加上“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3]（P,394）的说明，就是采纳了王稼祥所提出的意见。王稼祥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这条方针有顾虑和疑惧，特别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活跃和混乱，如果我们把这条方针看作是可以普遍应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话，那么就有可能给这些国家带来困难。”[4]（P,448）他的这一思想还在1959年10月10日同由威廉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说：“不要担心党小。在开始时党必然是小的，这和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党成立了三十八年，在三十五年前，我们的党也是小的……重要的是要有一批能坚持革命的骨干，这样，党就能慢慢地发展起来了。”[12]（P,44）在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提出一些诚恳的建议后，他真诚地说：“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的意见可能没有多大价值，或者还有错误，因为我们没有在你们的国家生活过，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也没有到你们国家去旅行过，因此了解得很肤浅，谈得对不对，供你们参考。”[12]（P,443）他常说：“当兄弟党向我们党征求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意见，或者征求对他们党的工作意见的时候，我们要一再向兄弟党声明，中国党的意见和中国革命经验，只能供兄弟党作参考，采纳与否，完全由兄弟党自己决定”。[8]（P,183）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王稼祥是始终坚守这一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