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的云南、广西、安南及其交通线
    北宋建立后，统治大同以南的黄河下游、成都以东的长江中下游以及岭南等地。南宋的北界收缩，南部范围则继承北宋。两宋北面均有强敌。在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政权角逐的历史舞台上，宋朝是一个政治、军事及地域均不占优势的王朝。两宋面临的严峻形势，对其经营南部边陲有深刻的影响。在其辖地的西南部，两宋面对如何处理与大理国和安南关系的问题。
    宋朝的统治有重内轻外的倾向。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云：“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淳化二年(991)太宗又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尚可预防，唯奸邪隐现无状，演为内患深为可惧。(40)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宋朝治边奉行“守内虚外”的治策。另一方面，两宋“北有大敌，不暇远略”(41)。来自北疆的沉重压力，也使其治边难以分心。北方诸族步步紧逼，使两宋朝臣既怕又恨，却又无法摆脱困境。出自对边疆蛮夷的嫌恶心理，两宋视大理国与北方夷狄为同类，唯恐避之不及。随着北疆局势新趋严峻，两宋尤其是南宋对大理国的防范之心日渐增长。
    乾德三年(965)，宋将王全斌进献四川地图，建议乘势取云南，太祖赵匡胤以唐朝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为由，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确定与据有云南之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的原则。南宋翰林学士朱震说：大理国本唐代南诏，大中、咸通间数入成都且犯邕管，致天下骚动。太祖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42)。政和末年，有人建议于大渡河外罝城邑以利互市，徽宗询黎州(治今四川汉源西北)知州宇文常，宇文常说：自太祖划大渡河为境，历150年无西南夷之患，今若于河外建城邑，难免萌生边隙。其议遂止。(43)可见两宋诸帝不仅遵循太祖既定的策略，君臣亦奉之为至上之策。
    北宋前期大理国数次入贡。熙宁九年(1076)，大理国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等物；“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政和七年(1117)，大理国入朝贡马及麝香等物，北宋以其王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不久，奏大理国入觐事之广州观察使黄璘，被人举报诈冒获罪，自是大理复不通于宋，“间一至黎州互市”。(44)宣和二年(1120)宋约金攻辽，北方战事骤紧，北宋终止改善与大理国的关系，可能与此有关。南宋对大理国的态度更为保守，甚至明令只许卖马、不许进贡。南宋镇吏孟珙还拒绝复通清溪关道。(45)据《宋史·孝宗本纪》，从淳熙三年(1176)至十二年(1185)，关于“黎州蛮犯边”、“黎州蛮投附”以及加强黎州边防一类的记载有10项，表明南宋恪守祖宗遗训，仍以黎州大渡河之南为异域。《宋史》记录外藩朝贡，亦将大理国与日本、蒲甘、真腊等并列。(46)
    另一方面，因北方诸朝中止与中原的马匹交易，两宋战马奇缺，遂被迫向大理国及西南诸夷买马。熙宁七年(1074)因熙河用兵，马源不畅，宋廷令成都知府蔡延庆兼领戎州、黎州买马事。以后戎州、黎州购马屡废屡兴。北宋在戎州、黎州所购之马称“羁縻马”，矮小质劣不堪乘骑，购入数量亦不多。(47)宋廷南移，向大理国及西南诸夷买马的规模扩大，交易地点也从川南改至广西。绍兴三年(1133)，南宋于邕州置市马提举司，在横山寨(治今广西田东)设马匹博易场，以广南西路经略使总管邕州购马事。(48)
    通过邕州至善阐的道路，南宋与大理国的马匹交易一度形成规模。绍兴间横山寨每年交易马匹的定额为1500匹。(49)“蛮马之来，他货亦至。”横山寨与邕州，乃成为内地与云南等地交易商品的集散地。周去非说：“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50)由善阐经横山寨达邕州北上的道路，也成为云南联系内地的重要通道。(51)据《岭外代答》卷三：“中国(按：指南宋)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南宋向大理国及诸蛮所购马匹，由横山寨辗转驱至邕州，再经桂州发往内地。从横山寨至邕州须行7日，至桂州行18日。其道经过邕州、宾州、象州与桂州入湖南，由全州进抵临安。(52)据《岭外代答·安南国》：安南使者亦可渡海由钦州入境，再北上桂州。
    从横山寨至大理国东都善阐(在今昆明市区)，其道路有三种走法，其一为由横山寨经归乐州(今广西百色北)、睢殿州(今广西田林东南)、泗城州(今广西凌云)、磨巨(今贵州安龙西南)、自杞国(中心在今贵州兴义)达善阐；其二是自横山寨达七源州分道，经马乐县、顺唐府等地过罗殿国(在今贵州西部)抵善阐；其三是由横山寨经安德州(在今广西那坡东南)、特磨道、最宁府(今云南开远)至善阐。(53)
    南宋对横山寨的马匹交易颇为防范，稍有动静即关闭博易场，商队所经路程亦险阻难行，大理国赴邕州卖马的记载渐少。位今贵州、广西相连地带的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南宋。善阐至横山寨道因北梗自杞、南梗特磨，大理国马队“久不得至”(54)。经善阐达邕州的道路亦渐阻塞，咸淳时已无大理国商队路过善阐。(55)宝祐元年(1253)蒙古军攻大理国，邕州官府派人刺探军情，亦仅能至特磨(今云南广南一带)地界。(56)
    北宋初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道的情形，大体上如同唐代后期。大理国知北宋建立乃两次遣使祝贺，均通过清溪关道。(57)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诏黎州守将于大渡河畔造大船，“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大理国经清溪关道又数次朝贡。(58)但因北宋对大理国持消极态度，太平兴国间或其后不久，经由清溪关道的大理国官民已少见。熙宁六年(1073)杨佐应成都官府招募，赴大理国商议买马事。杨佐一行备装裹粮，沿清溪关道之铜山寨路，据前人布囊所漏麻豆既生丛迹寻觅去路，沿途概无人烟，若迷路竟日不能越一谷。至阳苴咩城前150里始见锄山农人，谓原为汉嘉耕民，皇祐中因岁饥迁至此，“今发白齿落垂死矣，不图复见乡人”(59)。可见清溪关道阻塞寥落之状。绍定四年(1231)，大理国请南宋复开清溪关道以利入贡，镇吏孟珙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为由拒绝。
    五代梁贞明间，权贵曲承美等割据交州。宋开宝元年(968)，丁部领削平交州十二使君建大瞿越国。开宝六年(973)丁部领遣使入贡，宋太祖以其子丁琏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60)太平兴国五年(980)，丁链及其父相继死。邕州知州侯仁宝建言乘交州内乱可偏师攻取。太宗遂以其为交州水陆转运使，令率兵讨之。次年侯仁宝被交州所诱遇害，宋军战败。(61)收复交州遇挫，北宋乃以安南为列藩如故，未再有兴兵收复之想。景德三年(1006)，真宗以邕州至交州水陆交通图示近臣曰：“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62)这一政策亦为南宋继承。淳熙元年(1174)大瞿越国入贡，孝宗下诏赐名“安南”，以李天祚为安南国王。(63)
    安南多次骚扰广西。至道元年(995)春，交州战船100余艘寇钦州如洪镇，掠居民及廪粮而去，其夏又犯邕州所管绿州。(64)熙宁八年(1075)甚至攻陷邕州、钦州与廉州。(65)侬智高起事更震动了宋廷。皇祐四年(1052)，邕州所辖广源羁縻州首领侬智高反。侬军攻破邕州，连克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诸州，并围攻广州城，后被狄青率部打败，侬智高只身逃入大理国。事后宋廷认为侬智高反叛与安南有关，大理国亦存祸害；遂令狄靑分广、邕、宜、容诸州为三路，守臣兼本路兵马都监，于桂州置经略安抚使统之；又于邕州设建武军节度，下辖左右两江；左江外御安南，右江外御大理国诸蛮。两江之间设60余处羁縻峒，遣军5000人镇守。倘有安南及大理国疆场之事，必由邕州赴之；经略安抚使咨询边事，“亦惟邕是赖”(66)。另据《宋史·大理国传》：淳熙间左右江峒丁达10余万，邕州布防如此严密，是因为“欲制大理”。邕州乃成为广西的边防重镇以及内外贸易的重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