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师东进结集桐梓
        28日土城战斗激烈时，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就预计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进入川南一事，即派刘兆黎旅在“蔺、赤间天星桥、天池镇等处，断匪西窜之路”。同时调集6个旅在长宁、兴文、珙县、筠连、高县、庆符等长江以南，横江以东的川南六县防堵中央红军。中央红军西渡赤水后，川军郭勋祺部亦随即由土城过河尾追红军。中央红军这时仍拟按原计划第二步继续向西，“由金沙江，经叙川上游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
        2月2日，一军团二师进攻叙永城不克，即撤出战斗，继续西进。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扎西县水田寨一个叫“鸡呜三省（云贵川）”的地方，张闻天给毛泽东提出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当时博古继续领导是困难的，没有人服了。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主张毛泽东领导。“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更换需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大家，“博古交权”，由张闻天总负责。
        2月5日3时，中革军委朱德致电一、三、九军团：“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由于敌人的严密防堵和追击，2月6日，朱德电告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建新苏区。”
        2月7日，三军团彭德怀和杨尚昆二人向军委建议：“由于行军中落伍的人比较多，中央红军应转向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区的扎西集结，让部队休息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当日下午，中革军委综合彭、杨二人意见后，向各军团下达行动指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命令中央红军脱离敌人，集中全力，改向分水岭、水潦、水田寨和扎西（今云南省威信）等地前进。
        2月16日，川军发现中央红军有向东北转移的迹象，潘文华即给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电报说：“南窜之匪，经我滇军压迫，有回窜蔺、叙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饬驻古蔺（周浑元）部队出击。”薛岳回电说：“古蔺附近阵地，职已配备完全，俟其到达，彼劳我逸，可操胜算。”潘文华和薛岳的判断：中央红军北移，有经古蔺、叙永向北渡江的可能，因此把防守的重点放在古蔺、叙永一带的城镇和主要交通线上，太平渡没有通往东岸贵州的大路，中央红军的动向不可能向东，因此没有防卫，留下了太平渡一带的空缺。
        2月18日，一军团二师供给部出纳员何彬投降国民党追剿军吴奇伟部支队罗醒尘，向敌人供出了中央红军主力已东进，正由扎西向海坝、营盘山、麻线堡、白沙、宝庄一线急进。并向敌人提供了中央红军“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的作战口号和行动步骤，这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为了同敌人抢抓战机，红军各部白昼急行军。2月18日上午，中革军委电告各军团：“现我处此各方有敌的河套中，急需远离追敌，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我各军团首长必须认识这一战役的严重性，须在明（19日）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行动步骤安排好后，渡河成功，攻占娄山关就成为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据杨尚昆和成仿吾两人回忆：当时一军团林彪不听毛泽东指挥，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对毛泽东决定打土城一战有意见，这些问题已经公开暴露出来，现在东进后攻打娄山关，毛泽东只能依靠三军团第五师的十二、十三两个团作为娄山关正面的主攻部队了。为此，毛泽东亲自到三军团十二团向湖南老乡、团政委钟赤兵寄予厚望说：“要夺取遵义城，娄山关一仗是关键，一定要打好！”
        2月18日下午，团长谢嵩和政委钟赤兵率领三军团十二团赶到二郎滩渡口，当时河东岸有黔军副师长魏金荣（绰号“魏豺狗”）率一个团驻守河东岸。因二郎滩河岸狭窄，为避免遭到红军由河西岸高处俯射袭击，魏金荣把阵地设在河东岸山顶上的把斯坳，在河东岸滩头阵地留下空缺。谢嵩和钟赤兵两人趁机指挥十二团找到三只木船，每船载重30人，先渡过去一个营，占领并控制滩头阵地。同时派出一支游击队伍先登到山顶，遇上守敌开火。枪声传来，钟赤兵鼓励大家说：“战友们，我们现在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击，坚决把敌人打垮！”接着两个营的红军迅速冲上山去，在十二团官兵的喊杀声中，魏金荣率部慌乱丢下阵地就跑，溃逃中摔死摔伤黔军三四十人，十二团强渡二郎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