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梁氏国家思想巨大转变的，是在其深入接受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之后。梁氏在1903年写《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认为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提出，是对卢梭学说的反动。卢梭的自由平等之说，对于医治欧洲当时干涉过度的积病，可立见其效，但若移用于散无友纪的中国，非但不见其利，反生其害。因为当日中国急需的是建立一巩固的近代化国家，以抑御列强，自立于世界。但由于国民素质低下，过多地滥用自由、民主等思想言论于宣传，反会涣散国民，无法建立法纪秩序，无法实现建立国家的正鹄。因此，他提出：“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即认为伯伦知理的学说更适合中国急需国家近代化的国情要求，卢梭的自由平等说可誓缓宣传，最后归纳出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梁氏服膺伯伦知理，认为其说当“为有志建国者所宜三复”。而伯氏恰好极看重国民资格的培养问题。梁氏介绍说：“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而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即民族主义固为建立近代国家的思想理论基础，但国民资格问题之重要，还在民族主义之上。这一点对梁氏很有启发，但又使梁氏国家信念受到很大震动乃至发生变化。如梁氏服膺伯氏，还与二人在君主立宪制主张的契合。但当他追随伯氏学说的理论深入下去之后，他思想上发生矛盾、困惑乃至倒退。梁氏介绍说：伯氏的政治学说“归宿于以君主立宪为最良，谓其能集合政治上种种之势力、种种之主义而调合之。”对于共和政体，伯氏则具体分析其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利弊成败。梁氏据此认为当时中国不宜于共和政体，假使勉强建立之，也会招至种种弊端。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故若强行共和制，“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所以他决意与共和制告别。当有人问他是否主张君主立宪时，他回答说：“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注：梁氏认为，美国乃典型的民主共和制，俄罗斯乃开明专制型国家。以上引文分别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69页、70页、74页、77页、85页、86页。）可见梁氏在国家思想信念上的转变之剧。即他不仅感到矛盾、困惑，甚而有所倒退。所谓倒退，即他认为，当时中国国民素质之低下，是首先应予解决的重要问题，至于国家政体问题讨论尚非其时。因为在当时情况下，非但共和制无从谈起，即君主立宪制的讨论亦非所宜，因而国体问题应让位于亟待解决的国民素质问题。是即所谓倒退主义。（注：后于1905年梁氏发表《开明专制论》，认为当时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且不能行君主立宪制，唯当以开明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之预备。其所言的原因之一，也是以国民素质之低下为最主要者。即他已从君主立宪制倒退至开明专制论。）梁氏在引进和介绍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改造提高国民素质问题的重要性。这不仅使其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促发其以新民说为核心的国民思想启蒙宣传。
    何谓新民？即以新民力、新民智、新民德为主要目的的国民素质启蒙教育。新民思想的酝酿，久在梁氏心中积郁，不过是在对民族主义的一番研究之后豁然明朗。新民思想的成熟，以其《新民说》的发表为主要标志，但梁氏对维新国民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贯的。自其从事维新运动开始，就十分重视改革国民教育问题，并声言：“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注：《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4页。）之后也时时撰文，剖析国民性格积弊，论说革旧维新之道，有相当一些文章内容寄意于改造提高国民素质问题。举凡制度、政府、国家，无一不以国民为本，因而任何改革措施若不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都很少能奏效。其中言“吾国言新法数十年”，不独指维新变法，也包括洋务派以来的改革自强运动。梁氏此言，自然也蕴含他自己对维新运动的反省，终乃悟出“新民之道”的重要。
    综上，梁启超始终较为留意国民素质的提高问题，但其终生为之奋斗的更高目标，是在中国建成一个西方式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为此，他深入研究了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结果使他认识到，近代化国家的建立，乃以新式高素质的国民群体为立国之本。这样，终至促成他以新民为主要宗旨的国民思想启蒙宣传。而他在研究西方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又使他注意到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发掘弘扬的重要意义，于是由梁氏倡始，引发一场以整理总结本民族文化为表现形式的学术文化近代化运动。可以认为，梁氏弘扬文化传统与启蒙国民思想二者，既互相联系，又各致其用；在认识上同源于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心得；其结果则对推进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意义不可估量。
    四、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文化思潮
    梁氏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得以立国的民族主义的精神本源，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遗传之中，因而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6页。）按所谓“国民独具之特质”，既指出民族主义必须与特定的国民精神相联系，也找到民族主义所依托的主体性本原。梁氏此认识，同西方的民族主义学说有关。如他在介绍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学说时说：凡一民族立国时，“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国家之发育者，不得妄事破坏。”又谓：“必须尽吸纳本族中所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72～73页。）就是说，西方的民族主义学说，已经注意到对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应尽量吸纳与保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立国的文化根基问题。梁氏从中受到启发，也为以新民为宗旨的国民思想启蒙找到方向：“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乏，时乃无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页。）按此所谓新民二义，即一要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二要引进融合西方新学。他所主张的就是此中西兼采、无所偏颇的新民之义：“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持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7页。）梁氏此前在谈到中国学术思想未来的发达时，已讲过类似观点：“外之则受欧洲输入之种种新学，内之则因国民所固有、历史所习惯的周秦古学，而更加发明。”（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52页。）梁氏这种为提高国民素质而构想出的文化启蒙战略，随着其实践的深入，在认识上曾不断有所发展调整，但其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目标，却随之日渐清晰。如梁氏东渡日本，大量接触西方新思想，并努力介绍于国人，其著者如1901年所写霍布士、斯宾诺莎及卢梭诸学案。但在1902年他却写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著名长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本文著论宗旨时，提出当时发明本国学术思想更重于输入外国学术思想一重要观念。他说：“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本国学术思想即此“特质”之重要构成者，它既可唤起同胞爱国心，亦可避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而且以本国学术思想启发教育国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否则，“外国之博士鸿儒亦多矣，顾不能有裨于我国民者何也？相知不习，而势有所扞格也。若诸君而吐弃本国学问不屑从事也，则吾国虽多得百数十之达尔文、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吾惧其于学界一无影响也。”（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页。）这里实际提出，当一个民族走向世界并面临新的文化挑战时，她同时也面临新的文化建设问题，那么在此情况下，她当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还是选择其他尤其是那些强于自己的文化，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本原呢？在当日那种中西文化优劣悬殊的形势下，梁氏认识到，发明本国学术文化当优先于输入外国学术文化，这无疑是深有得于民族主义精髓的会心之见。不唯如此，梁氏在文末还预言，假使外学输入日昌，则必使我“国学别添活气”（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04页。），即西学输入，将成为我国传统学术文化即“国学”近代化的助益之力。这样，梁氏便由改造提高国民素质问题，进一步提出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