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代化的文化启蒙先知
    中国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以及极大滞后于近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国情，决定其近代化的路径也应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不仅使人想起近代德意志的历史。18世纪的德意志，由于分裂割据与经济落后，缺乏政治、经济上的统一条件。这种状况，促使德意志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历史上挖掘自己的文化，努力培植民族文化、民族特性与民族精神，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使德意志民族克服分裂，实现统一。因此德意志所要建立的国家，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主要以历史与传统作为自己生命的底蕴。因此在德意志人看来，尽管这个民族现在仍处于落后与苦难中，但它终究会摆脱苦难，实现自己的民族使命，重新成为伟大的民族，将来的世界历史，必将充满德意志的丰功伟绩。这种建立在历史文化上的自信使德意志发展起独特的文化民族主义。它与资产阶级力量强大的英、法所发展起的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类型有所区别。（注：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260～26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心态及民族文化思潮，与上述德意志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即政治、经济的脆弱落后，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这很容易首先从文化上激起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使命感。至少从梁启超起，如果稍前溯，如廖平以经学六变表现出的思想躁动，乃至康有为发挥今文经义宣传变法，都反映出近代知识分子把本民族的复兴，寄托在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发扬上来。只是由于梁启超对近代民族主义的深入研究，使他主要借史学革命表现出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宣传，近代化意义也更为鲜明强烈。梁启超、章太炎、胡适虽都大量接受西方新思想，但却是生活在人文学术传统浓厚的国度里。他们无法摆脱人文学术传统的侵润熏陶；一种类似先天的学术遗传基因，更使他们必须承负起传统人文学术为之命定的近代化文化使命。
    梁启超的新史学，章太炎的国粹思想，乃至胡适的整理国故，都是在传统学术文化领域发起的近代化努力。其余绪所及之深远，可举出时下的国学热为例。90年代以来再次兴起的复兴国学思潮，乃是在继续本世纪初以来大师们未竟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事业，其中包括再造中国文化的民族期望。如果从此意义上重新评价梁启超对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倡始，那么，此适足使其跻身近代化的先驱之列。可以说，梁氏不仅因大量介绍西学而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启蒙先知，而且由于他在弘扬传统学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他同时无愧于近代化学术启蒙大师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