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
    那么为何在世纪之交唐宋变革说又成为热点话题呢？笔者以为首先与世纪之交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分不开。改革开放以前，对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估计偏低，建国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
    80年代以后，国内宋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15)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评价，如漆侠先生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16)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7)。这种评价仍然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纠正了这种范式下的不同认识。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18)使得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19)、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着各类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论著中。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又重新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一个背景。
    其次，大陆研究宋史的理论范式在五、六十年代基础上一直没有新的发展，虽然8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史坛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如前揭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都秉持这个理论，理论危机被暂时的掩盖了。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的又一个大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说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介绍唐宋变革说的观点和理论，国内宋史学界第一个较全面介绍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是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和思考》(20)，其后有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张广达《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21)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的不同特点。另外，专门研究内藤湖南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论著和译著也相继出版。(22)二是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大陆宋史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23)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三是在日、美唐宋变革论的冲击下，出现泛化的唐宋变革研究倾向，亦即把所有唐宋时期出现的历史变化现象都冠以唐宋变革。这可从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栏目所收集到的七十余篇论文管窥一斑。以至于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以明确唐宋变革说的定义。(24)四是重申中国学者自南宋以来迄今关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主张。
    从以上唐宋变革说的冲击和影响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世纪之交以来，大多数研究者研究唐宋时期的变革，多是从各自所需的角度截取唐宋变革论已有的一些结论性观点，纳入自己熟悉的理解体系，或者贴上“唐宋变革”的标签，而不是从范式的角度通盘审视和观察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唐宋时期究竟发生了何种性质的社会变革，因而不论对宋代社会的认识，还是观察变革的路径都还是众说纷纭，这也折射出目前宋史研究因缺乏理论而面临的一种困境。二是日美唐宋变革说本身存在着理论不严密、论证不充分而不完全适合宋代历史实际的缺陷，因而难以成为研究宋史的新理论范式。关于这一点尚未引起青年学者足够的重视。三是应当重新检视中国的唐宋变革范式，综合傅斯年以民族变迁为标准的分期、雷海宗的文化史观分期、陈寅恪的唐中期变革说、或者改造日本、美国的唐宋变革范式，像张广达先生提出从内藤湖南假说中得到启示，从而建立起能够阐释宋代历史发展趋势和“变”的特点的中国范式，这也许是今后宋史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
    注释：
    ①详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后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65页。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②引自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4页。
    ③参见拙稿《中日“唐宋变革”观的比较》，《宋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这里主要指我国大陆。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概观研究”一节，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作的讨论论著。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未见大陆论著索引中有唐宋变革的条目。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开始关注唐宋变革。见高明士《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大陆杂志》第52卷第2期，1976年；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
    ⑤李锡厚：《“唐宋变革”，还是唐中期变革》，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cass.net.cn，2007年1月31日。
    ⑥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