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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博物馆事业发轫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是由近代化运动带动的。虽然收藏、鉴赏、研究古物在古代中国有着极其悠长的历史，但此类活动一直囿于少数人，属于达官贵人或某些文人雅士的“特权”，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历史文物的价值和作用，既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更未使广大的社会成员受益，近代博物馆的出现，使这种状况逐渐缓慢地发生改变。
    作为一种机构、一种实体，博物馆最初由外国人引入中国。1868年，法国耶稣会士厄德（汉名韩德）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院；1874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在上海建立亚洲文会博物院。两年后， 即1876年，京师同文馆设博物馆，开中国人办博物馆之先河。不久， 上海格致书院建“铁嵌玻璃房”博物馆，陈列英国、比利时等国家捐赠的各类器物和模型，供学生观摩，并对外开放（注：此外，1884年，张之洞曾在广州办博学馆，聘请詹天佑为教员。或以为上述这些机构尚不完全具备博物馆的性质，但它们确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初创时期的尝试，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
    于此前后，中国人对博物馆的认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并渐渐形成兴办博物馆的舆论。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明确将建设博物馆作为其四项要务之一。康有为在构画理想社会“太平世”的图景时，也想到了博物馆，把博物馆以及动物园、音乐院等共公设施规划进他的大同世界。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指出，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十六件大事要办，其中第十二项是“开博物院”（注：载《时务报》第十册，1896年11月5日出版。）。1898年夏天， 光绪帝采纳了维新人士建立博物馆的主张，并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由于“百日维新”失败，有关主张未能如愿实现。随后又因办博物馆与“新政”联系在一起，一度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可是，博物馆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毕竟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随着各种社会条件的渐次成熟，终于在1905年，诞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通博物苑，正式开启了中国文博事业的新纪元。
    中国近代的一些有识之士，缘何在一个内忧外患交迫的时代，亟亟于提倡引进西方类型的博物馆？这是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当事人所标举的一个理由是，启迪民智。对此，以后研究中国博物馆史的人员亦已给予了注意。但是，开启什么“民智”，研究者一直没有阐述清楚。在我看来，通过博物馆以开启“民智”所包含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它关系到培育一种公共精神，这种精神及价值观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稀缺，却又为建构现代社会所必需。
    1879年出洋考察的清廷官员王之春，在参观了日本博物馆之后曾发出深深的慨叹，留下一首题为《博物院》的诗，诗中以激赏的口吻提到“民有异物献公家”（注：其诗如下：“东人立法亦孔嘉，民有异物献公家。羽毛麟介金与石，求遍山颠与水涯。一室罗列相参伍，怪怪奇奇难悉数。嫏嬛来读未见书，妇竖亦得争先睹。中国本为天地枢，菁华独萃之膏腴。地道由来不爱宝，散而不见聚若无。《博物志》、《山海经》，独留虚名与人听。吁嗟乎！何不略亦如东人，书其名而存其形。”）。这说明最初从国外了解并向国人介绍博物馆的人士，即已朦胧地注意到包蕴在这一新事物中的公共价值、公共精神。以后，维新人士和其他有识之士大力呼吁筹建博物馆，都与这种价值取向有关。只不过好些人对此尚未产生足够的自觉意识，并提到理论的层面加以阐发。这也是博物馆所蕴含的这层价值和意义在以后长期遭遮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从一个更广的角度看，这是受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传统之局限所致。而反过来讲，这种具体反映在博物馆问题上的公共精神的遭淡化，又影响了时代的发展走向。
    然而不管怎样，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共意识首先在部分中国人身上觉醒。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同时也随着一系列近代意义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报刊杂志、新式学校等的涌现，及它们对民众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公共意识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养育、滋长。这犹如新鲜的血液，缓慢地输入古老中国文化的肌体，使之重新焕发生机。
    王之春诗中所言之“公家”，就词本身而讲，并不新，可含义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古代，“公家”常用来泛指政府，象《三国志·魏·毛玠传》云：“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俗语“吃公家饭”，即意谓干“官事”的。而王诗中的“公家”，则带有近代意义上的“公共”色彩，其诗称赞的是民众将各自拥有的珍奇之物奉献出来，放在博物馆这一公共设施里，供世人观瞻。对此，不妨将若干年以后，同样曾东渡日本考察、后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张骞的一段话，充作王诗的一条注脚，以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在倡议兴建帝室博览馆的请求书中，张骞谈到了国外尤其是日本重视博物馆建设的情况：“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咸备，纵人观览。公立私立，其制各有不同。而日本帝室博览馆之建设，其制则稍异于他国，且为他国所不及。盖其国家尽出其历代内府所藏，以公于国人，并许国人出其储藏，附为陈列，诚盛举也。”（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光绪三十一年），载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
    一般地讲，博物馆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文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然而更本质地看，博物馆体现的乃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基础上的文化共享与文化参与。西方现代博物馆的诞生，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提供的精神养料为其思想前提。正是为了保障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才向每一个人开放博物馆，并将建设、扶持博物馆规定为国家权力应尽的义务（注：1792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第四年，由孔多塞起草的、以公共教育委员会名义向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普遍兴办公共教育的报告及其法律草案》，就从教育旨在保障人权这一点指出，“更加完善的图书馆，资料更多的博物馆标本室，规模更大的植物园、农艺园等，也都是教育的手段”，并决定开放博物馆和植物园，规定“管理委员会的职责为事物分类、防止损坏、充实藏品，以及使藏品为群众利用”等，宣布发展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国民教育乃国家权力的当然义务”。次年，法国政府下令在卢浮宫建立中央艺术博物馆，向上层社会公众开放，从而促进了欧洲各国皇家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的开放。）。换言之，博物馆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有着内在的关联。这正是博物馆建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具有的深层意蕴，也是本文想要关注的焦点。
    当然，说博物馆体现了自由、平等、民主基础上的文化共享与参与，仅仅是就博物馆的理想形态而言的。在具体的现实中，博物馆的性质会受社会环境和其他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异。比如，外籍人士在中国最初开办的那些博物馆，因附着殖民主义的因素，其蕴含的公共价值就大打折扣，某些方面可能还表现出与自由、平等、民主之原则的相背离（大概也正由于包括这些因素在内的各种原因，人们在谈论中国博物馆史的时候，常将这些博物馆忽略不计）。而这也是必须考察的另一侧面。如果忽略了这方面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建设的丰富个性，以及与市民社会的绝不简单的各种关系，就不能得到全面的了解。
    当博物馆作为一个新事物被介绍和引进中国，它所体现的现代文化意识与投射在其中的现代市民社会的结构、特点，就不能不对国人施与积极的影响，并产生连锁的效应。其中之一，便是公共空间的拓展。需要指出的是，博物馆自身即是一个“公共的”空间，而同时，它（们）又参与塑造着一个更为广大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