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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在五十年代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在结束了极左路线的摧残并拨乱反正以后，从八十年代至今，又出现了第三个高潮。底下的一组数字，可以略见其梗概：1949年，大陆只剩下21个博物馆，到1961年已有200余所，1987年底该数目超过了1000， 至1996 年， 更达1800个左右（注：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有关条目和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有关章节。）。这些数字，既凝聚着新中国博物馆工作的辉煌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这期间博物馆工作暴露出的问题也着实不少。比如：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制约，也由于公共文化机构的过渡“行政化”、“机关化”，更深层次地看则是由于社会公共空间的严重扭曲和萎缩，不少博物馆透出一股官衙气，导致其行为常有违于为公众服务的宗旨。更需要引以为戒的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博物馆工作曾一度丧失其应有的科学精神。例如曲解、篡改或伪造藏品。一位博物馆专家曾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后一段时间，他曾篡改过几十种复制品；采用‘移位法’、‘虫蛀法’、‘挖补法’‘遮盖法’等方法与技术，将某人、某事的名称与位置，进行掉换、删改、除掉、增添、挪位，移植在复制品上”（注：肖贵洞：《必须停止使用被篡改过的复制品》，载《中国文物报》，1992年2月 23日。）。这又表明，当博物馆工作远离了人民，丢失了公共品性，它就会堕落，不成其为人民的事业。
    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的出现，博物馆终将彻底祛除它曾经沾染的官衙气，牢固树立其作为深刻体现共享与参与原则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形象。同时，博物馆行业的形态也将发生大的改观，在数量、种类、办馆模式和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诸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这既是补上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发展所遗留下的种种不足，又是跟上时代潮流新发展的问题。此一过程，究其实，是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相一致的，也即是与寻求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适合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此为市民社会理论基本的现实出发点--的过程相一致的。
    正是有鉴于此，笔者特别看重目前正在兴起的各类私人博物馆、行业博物馆，以及近年来开始从国外介绍、引进的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将有力地拓展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生态博物馆运动的创始人乔治·亨利·里维埃在阐释何为生态博物馆时，曾特别强调它“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机构提供的资源来实现的；当地人民的参与则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的途径”（注：（法）乔治·亨利·里维埃：《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载《中国博物馆》1995年第2期。）。 里维埃描述的已不单是一幅博物馆的蓝图，分明还是一幅有关于社会文化的图景。在那里，博物馆对公共权力机构和公民道德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确实，与博物馆联系在一起的，绝不仅仅是一些“藏品”，或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功能，更重要的，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公民的综合素质，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近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已普遍把保护文化遗产提高到能否为社会和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社会温饱问题（也就是所谓“生存权”问题）的根本解决，对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精神需求，将在公民的“发展权”中愈益凸现出来。这种“发展权”的意识，将构成博物馆及它所代表的公共空间的最坚固的精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