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GDP：如何可能
    不难发现，有关宋代GDP的各类惊人估算，大都来自于麦迪森的相关研究。宋代之所以为麦迪森在内的研究者所关注，一个重要理由是宋代发生了所谓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这一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多个方面，并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
    但是，这些足以产生社会结构性转变的革命可曾发生？李伯重教授对史料所载宋代亩产等数据研究后证明，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支持所谓农业革命的高达5-6石的亩产多系个别孤例，“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是一个“虚像”。(20)与之相似，所谓宋代的都市化革命的观点同样脆弱。包伟民教授在全面综述宋代城市研究的相关论著后指出，由于对“城市化”等现代概念的泛化，并以此描述宋代城市，完全丧失了原有概念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而文学化的城市人口描述与人口实态也有极大反差。例如南宋镇江府，时人诗文称其“铁瓮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竞繁华”，实际人口仅在一两万户之间。如果宋代城市人口的确达到了占总人口的20%甚至30%，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否有能力供应足够的商品粮，包括生产与运输？(21)
    变革既未发生，麦迪森把960年后宋代人均GDP从450美元提高到600美元显然缺乏基础。当然，为什么提高的是150美元而不是200、300美元，这种计算是如何得出的，他照例秘而不宣。
    事实是，宋代史料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在各类史料中却几乎找不到可以比照规范GDP核算的年度数据。从宋代人户口统计系统的目的来看，除了赈灾户口统计系统外，其他都是为国家和地方官府课税、科差、治安、征役等提供劳动力依据，因此数据反映了何种人口计算方式引起了较多讨论，由此产生出“男女通计说”、“男口说”、“漏口说”、“析户说”与“户数虚增说”、“丁口说”等不同观点。(22)虽然学者研究发现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是统计全部人口，但是宋代赈济(赈灾)户口统计制度化始自乾道七年(1171)年，(23)此前尚未制度化。赈灾户口统计也有其弱点，由于不可能会同时发生波及全国的严重灾荒，自然见不到登记了全国人口的数据。(24)由此得出相对准确的宋代全国的人口数据非常困难。与此类似，相对准确地统计出宋代某个年份的全国性平均亩产、粮食价格等符合GDP统计要求的数据，同样无法做到。而自北宋至南宋灭亡，疆域变动和由此带来的人口变动尚未考虑在内。
    宋代相关资料的缺乏，不但无法进行GDP的统计，甚至进行估算亦无可能。既然无法科学合理地估算宋代的GDP，那么要统计出当时全球的GDP，进而算出宋代在其中的占比，岂非天方夜谭？这就是为什么麦迪森关于宋代GDP的估算，正如他自己所说，主要是靠猜。此外，关于宋代GDP为2280亿美元的说法，(25)因其推算的荒唐可笑，根本没有从学理层面讨论的必要。由此可见，当下频繁见诸媒体的各类宋代GDP的估算，从数据到方法，实际与“GDP”这一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有天壤之别。
    宋代GDP估算：价值几何
    GDP之所以为各类社会经济研究所重视，在于其数据依靠规范的统计和计算形成的统计体系。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期望采用GDP统计，以避免既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定性和描述为主的缺陷，并建立与西方比较的“客观中性的比较标准”，(26)已在近代经济研究中获得重要成果。
    可是，以麦迪森为代表的宋代GDP论者，仅靠二手研究资料就“猜”出了一个远超世界其他地区的辉煌宋代，其所谓GDP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不过是用GDP包装起来的“想象”。这个包装起来的“想象”，缺乏扎实的考证和研究，与定性和描述的宋代经济研究成果相比，不但没有更为准确地展现宋代社会经济的状况，反而与史料所呈现的宋代社会经济状况相距甚远；不仅没有深化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反而带给人们极大误导，以致有人以为小康社会早在宋代就已出现！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用GDP包装的宋代“想象”却得到了媒体的厚爱。因为各种原因和需要，这个“猜”出的历史数据，被轻信并传播。它看似简单，却有科学的外壳；它看似轻率，却有海外经济学家的美丽光环；更因为其耸人听闻，满足了人们对遥远时代的美好想象。
    所谓宋代的GDP估算，不应仅仅因为有了这个包装就具备了“科学性”，更不能据此去推论得出其他一些更为惊人的论断。正如吴承明先生所强调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27)
    宋代GDP的神话背离了GDP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既有宋代社会经济研究相去甚远，它所带来的喧嚣，必然为理性思考所取代。不过，国人为什么会对西方学者一些远离中国历史实际的猜想如此感兴趣，并广为传播，则值得我们深思。这是否类同于阿Q“祖上先前也阔过”的心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国人对现今中国经济地位的某种不自信，转而从历史上去寻找荣耀。当然，这场关于宋代GDP神话的喧嚣，如果可以成为促进国人理性思维的一个反面教材，也许仍然可以显现它的某些意义。
    ①《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就GDP这一指标能否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及如何运用GDP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史，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相关发言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4期。
    ②主要为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
    ③大河报社主编：《厚重河南》第6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