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意识”全面觉醒，在思想文化上真正地武装了自己，成功地树立起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象，极大地赢得了文化人的支持，这成为中共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拟对这一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及其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历史内涵
    所谓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指的是这一时期中共对于文化知识、文化人、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有了空前自觉的认识；对于文化理论，有了真正的认知兴趣，并开始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来通盘考虑整个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形成了关于文化“民族性”的强烈意念和“文化统一战线”的认识。这样一种意识的觉醒，当然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但其最为核心的部分，无疑是在抗战时期才得以最终实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文化问题，总的说来还谈不上重视，有关见解更谈不上成熟。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设立领导文化运动的专门机构。1928年以后，在国统区，“左联”、“社联”、“剧联”等几个左翼文化组织联合组成“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中央主要通过江苏省委宣传部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来实现对这个总同盟的领导。可以说，抗战以前，中共对文化工作的认知和坚持，主要还只停留在政治斗争本能需要的层次上。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逐渐重视起来，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他们的方针政策。如1939年，毛泽东在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要求各地区和部队要大量吸收文化人参加中共的工作，并对过去党内轻视、不信任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进行了一定的反省和批评。他郑重声明：“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0、533页。）张闻天也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在这份代表中宣部所发的指示中，“文化人”被直接称之为“精神劳动者”，“灵魂匠人”和“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指示呼吁全党：“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的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不仅如此，张闻天在指示中还细致地分析了“文化人”在生活、工作和个性等各个方面的特点、长处与不足，并做出了正确的应对决策。其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一种对于“文化人”的了解、体贴以及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护（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0页。）。由此出发，中共还进而提出了同各阶层文化人平等合作，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组织知识分子，当时延安还成立了数十个文艺社团，为文化人提供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其中主要有：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边区音协”、“边区美协”、“边区文联”、“边区剧协”、文艺月会、战歌社、山脉诗歌社、延安新诗歌社、延安文化俱乐部等，其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延安和各解放区出版的文艺刊物也极为众多，如《特区文艺》、《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战线》、《文艺月刊》、《谷雨》、《草叶》、《诗刊》、《新诗歌》、《部队文艺》等，它们都成为文化人交流思想和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
    除文学艺术组织外，延安还成立了为数不少的各类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如“克劳塞维茨次《战争论》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资本论》学习小组、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鲁迅研究会、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等。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延安的文化社团和刊物，有效地发动和组织了延安的各界人士参与文化活动，不仅促进和带动了延安的文化热，也推动着中共“文化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与此相一致，抗战时期的延安，党内十分注重理论学习，研究学问的风气非常浓厚，这也可以说是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向全党明确提出了三方面的学习任务，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当前的实际行动。并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0、533页。）。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建了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马列学院，在当时延安已经有了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的情况下，还要开办这样一所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就是希望能以此推动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此后的几年内，延安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等著作。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知识分子自己着手编写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著也纷纷出版，其中影响最大的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这些书都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推荐大家认真学习。一时间，延安读书学习、研究理论蔚然成风。
    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觉醒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其文化“民族性”理念的形成和强化。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历史的、地域的、种族的、语言的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别具一格的民族特性，它是各民族文化在面向世界文化潮流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样文化特点的总称，是与文化的时代性相对而言的另一重要的文化属性。
    早期的中共党人，由于直接承袭了“五四”前期“全盘性”反传统的文化激情和部分思路，比较重视的是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而对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继承性，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成就，总体说来，是比较轻视和忽略的。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曾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封建保守论和资产阶级理论的进攻，而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潮中，强调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乃成为一种时髦，他们正是以此来抹煞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因此，共产党人在同他们的论辩中，不去深究、甚至不愿谈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或“民族性”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再加上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尚普遍不足，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这就造成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思想方法论的缺陷，从而使得中共党人在应用唯物史观时，还明显带有机械僵硬的毛病，无法理性地面对和深入解释文化的民族性，无法正确地分析和对待文化传统与历史遗产问题。
    抗战时期，中共在一贯重视文化时代性的同时，一改以往对文化民族性的轻视态度，开始真正自觉地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自任。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关于中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提法：“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3页。）1938年以后，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有关文化的纲领性文献中，都把“民族性”视为新文化建设的首要特点加以凸显和强调。如张闻天就认为：这种文化就是“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注：《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第4页。）。毛泽东则以自己生动的语言表明，这种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上，而且表现在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上，表现在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式消化和创造性应用能力上。有时候，他甚至将其明确表述为“民族形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是此期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凸显的一个结果和集中表现。这种文化民族性意念的强化，是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延安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还表现为党内文化人、特别是高层领导对于文化理论问题探讨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的理论阐释和创造的兴趣空前加强。这一时期，延安的各种文艺刊物上不仅刊登了大量关于文化的中国化、大众化、科学化等运动的理论文章，最高领导层还在整体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构想，从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整个关系的高度，来对其文化理想进行阐释和论述，同时，从文化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思考民族民主革命的全局问题。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王明的《论文化统一战线》等文，堪称当时中共高层领导进行专门文化思考的代表作。
    这种文化研究专门兴趣的强化，还表现为《中国文化》这类研究文化问题的专门刊物在延安的创办。《中国文化》创刊于1940年2月。其中发表了不少探讨文化理论问题的高水平论著。如艾思奇的《论中国的特殊性》、《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胡蛮的《鲁迅对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意见》，萧三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以及郭沫若、茅盾、王实味、陈伯达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章和其他一些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篇章，也都发表于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