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文化意识”觉醒的契机与因缘
    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得以迅速觉醒，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首先，它与一二·九运动以后，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浪潮中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极度活跃和“文化抗战”论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二·九运动后，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各界文化人在民族危机的极度刺激下，在发动全民抗战的最初实践中，强烈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独特作用和社会使命。那种唤醒民众于蒙昧、拯救民族于危亡的自我意识及其与之相伴的强烈的使命感，都因之迅速觉醒并空前地增强了。这些以笔杆为武器的群体，在抗战的烽火中四处漂流、顽强奋斗，他们奔走、呼号、演唱，愤怒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热情歌颂抗日将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大声呼吁全民总动员，一致起来抗战。他们的行为就其整体而言，赢得了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尊重。当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成立了专门的各级“文化工作委员会”，无不重视文化人抗战能量的发挥和文化工作的意义。不仅如此，许多文化人还自觉地肩负起时代抗战的使命，明确提出了“文化抗战”的主张并积极付诸实践。“文化人”一词也因之在抗战时期得以出现并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一词的流行，还满足了那些缺少“文化”的边区百姓和前线将士在称呼知识分子时那种亲切直截而又简洁明了的需要。抗战时期，在中共颁布的许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决议中都直接以“文化人”来做标题，就是明证。因此，可以说，文化人的活跃和“文化抗战”论的兴起，直接推动了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
    其次，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有着直接的关联。1936年，以陈伯达、艾思奇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活跃在文化界的中共知识分子和部分左翼学者，共同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正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这场运动既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运动”，还是理性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注：《何干之文集》2，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在运动中，他们明确表示，中国所要创造的新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乎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注：《何干之文集》2，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在他们看来，抗战前夕，进行这种辩证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它有了新的基础，那就是全民族的自觉。
    1937年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都先后到达延安，他们不仅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有了密切的交往，陈伯达稍后还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因此，他们得以将新启蒙运动的文化思想特别是文化的“民族性”意识直接带进中共党内高层，这对于激发和引导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还经常和艾思奇等人探讨有关政治、学术问题，并就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情况等问题，与他们广泛交流看法。事实上，“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到达延安后，成为当时延安当之无愧的理论权威，他们进一步对文化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有力地促进着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
    此外，这一时期，大量党外文化人奔赴延安，对于中共高层“文化意识”的觉醒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到1939年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达数十万之多，仅在1938年5-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他们大规模地到达，不仅给偏僻落后的延安带来了一股股新鲜的文化气息，也使得知识分子问题、文化问题凸现，为中共文化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契机。
    另外，大量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如埃得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的到访，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宣传与介绍，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表现出的空前同情与尊重，不仅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而且对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中共“文化意识”觉醒之意义
    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意识”的全面觉醒，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了中共领袖开始伟大而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直接促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
    1940年1月，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对五四以来各种文化思潮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吸收了新启蒙运动者关于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成果之后，分别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两篇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奠基之作，从解决文化问题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强调“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高度出发，不仅全面、科学地提出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而且将此纲领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终于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整个民族民主革命之全盘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